道理很簡單，因為即使在遊資炒家中，除了極少數不法商人外，大多數還是依法經營的，至少是沒有違法經營，至多屬於鑽政策空子的一類。他們在流通環節中同樣付出了相應勞動，承擔了相應風險，理應得到合理的回報，隻要他們的勞動是合法付出的就無可厚非。
更不用說，單純道德上的譴責並不能解決農民種植戶實際問題。政府真正能夠幫助種植戶的，是協助農民降低市場風險，提高農民分享價格上漲的能力、有效增加收入的能力。
例如在江蘇省大豐市裕華鎮，就有這樣一家大蒜生產專業合作社，它集貯藏、加工、科研、營銷、基地於一體，信息共享，農民種植戶沒有技術和市場後顧之憂，隻要專注於標準化栽種就行了。
蒜民們都知道，收蒜是最辛苦的活，但這個合作社有專門的“收割班”，30多名收割熟練工隨叫隨到。除了收割大蒜外，其他每一道工序都有專業服務隊提供價廉物美的服務，隻要“一個電話，合作社就可以叫過來幾十個人，從收割到裝車，服務一條龍。”與此同時，他們的大蒜價格平均還會比別的產地高出10%左右 3。
在這裏，最重要的是信息公開和信息共享。稍微具有經濟學常識的人就知道，市場隻有在信息完全公開透明、市場參與者能夠進行充分競爭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如果市場上形成了壟斷，囤積居奇者就會釋放出錯誤的價格信息來進行誤導，這樣的市場就是“失靈”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由誰來發布這樣的公開、透明信息呢？當然應該是政府。如果政府在這方麵做得好，信息麵前人人平等，遊資炒作也就失去了最大優勢；如果政府在這方麵缺位或不作為，那麼遊資就會歡欣鼓舞地從中挖掘“機會”，肆意嘲弄政府和人民，並從中漁利。
所以，政府在嚴厲打擊股市莊家炒作、樓市炒房團、農產品市場炒作的同時，更應當亡羊補牢，建立起一套有效、公開、公正的市場信息發布體係，並進行前瞻性研究和發布，這才是既有利於投資者，更有利於股民、購房者和農產品種植戶的舉措。
農產品炒作出現在市場流通環節，而市場流通的主體是中間商和零售商，他們依靠自己掌握的信息，前瞻性地預測未來價格走勢，從而據此作出相應決策。
農民種植戶和中間商、零售商相比，最大的區別在於信息不對稱，在獲得信息的質量和數量方麵處於弱勢地位。克服這一點的一條重要途徑，就是提高農民合作組織的組織化程度，以便在更大範圍內分享個體農民種植戶零散的價格信息，從整體上提高農民種植戶的議價能力。
在這方麵，本章前麵介紹的江蘇省大豐市裕華鎮的“三方會談”定價模式是比較科學和理想的。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省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秦慶武提醒說：
多年來，農戶小規模經營，分散決策，導致大蒜種植麵積不穩定，市場需求也不斷變化，從而造成供需脫節，導致價格大幅度起伏。而作為生產者的蒜農，承擔了巨大的風險。價格低時，可能血本無歸；價格高時，又被精明的中間商提前收購，因此獲益不多。這一問題值得深思 4。
怎麼辦？政府雖然有引導農民種植的職能，可是卻不能強迫農民種什麼。解決這個矛盾，最理想的辦法是政府盡量為農民提供準確的市場供求信息，對市場發展趨勢進行前瞻性分析，讓這些信息進村入戶，然後讓農民自己作出判斷。做到了這一點，人民政府就真的是“為人民（農民種植戶）服務”了。
毫無疑問，在信息公開、傳播方麵媒體應當負起相應的責任來。這包括兩層含義：一是要及時、準確地報道相關信息，二是不能延緩、歪曲信息，誤導農民種植戶和農產品市場。
因為從過去的經驗看，遊資在選擇農產品炒作時機時，一般總是在前一輪價格暴跌、產量也隨之減少的情況下開始大量囤積，然後再利用市場上的一些信息、社會心理，比如吃大蒜預防甲流、綠豆養生等傳言進行炒作，之後隨著市場價格的上漲會有更多媒體跟進報道、誇大其詞，進一步放大社會預期和影響，再度抬高農產品價格，如此循環。
媒體炒作對遊資炒作農產品的進程、策略、效果都會產生很大影響，所以相關媒體在報道農產品價格問題時一定要力求慎重、客觀。
1 王宏宇：《山東金鄉打大蒜信息戰，央視稱蒜價暴漲蒜商不滿》，2009年12月4日南都周刊。下同。
2 胡彥殊、李毅：《遊資“煩惱”何以疏解》，2010年6月2日四川日報。
3 王世停：《抱團協作：大豐裕華鎮蒜農拒絕“蒜你狠”》，2010年7月28日新華報業網。
4 劉成友：《農民如何跳出大蒜“大漲大跌、時賺時賠”怪圈》，2009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