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是經濟的細胞，它的生存和發展必然要受特定環境因素的影響。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保持經濟快速持續發展；而要做到這一點，政府就必須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依靠有效競爭而不是有害行為來贏得發展和社會尊重。
第一節 創造良好創業環境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依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來突破原有經濟發展模式、加快經濟增長速度，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而所有這些，都必然要求政府為企業創造更好的創業環境。
創業環境也叫企業生態，是指把企業看作一個生命體，與環境結合形成的係統。說得更簡單一點就是企業的生存環境，包括物質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三大方麵，它們之間具有動態平衡性。
創造良好的企業生態環境，意義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說，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經濟推動力。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等收入陷阱之一就是貧富分化懸殊。而眾所周知，在一個私人企業裏，工人的工資是怎麼也超不過老板的；即使超過老板，老板的資本分紅也會比工資收入高得多。所以常常看到，許多老板在自己的企業裏“自己給自己”發的工資並不高，他們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過壓低自己的收入，同時也壓低企業其他中高層管理人員的工資。而這樣做的結果是，人工費用降低了、企業利潤留成多了，歸根到底利益還是在老板口袋裏。
而這裏要說的是，政府創造良好的創業環境，會極大地促使普通百姓自主創業，因為這種創業能夠給他帶來比打工更高的獲利回報。有這種想法的人多了、自主創業的人多了，就會有助於解決全社會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
所以你能看到，在我國江蘇、浙江、廣東等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的經濟之所以發達，原因之一就在於它們的本地企業和本地民眾在企業唱主角。換句話說，這些地方的私營經濟更發達、自主創業的人更多，老板更多；當地人有著強烈的創業意識，而不是簡單的打工意識。老板的收入當然是工人不能比的；老板多了，整體上就能影響整個地區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
相反在我國內地一些經濟落後地區，它們的創業環境相對較差，經濟發展主要靠簡單的招商引資，說穿了就是賣土地（賣不出去就送）、減免稅。初看起來這也是一種比較優勢，但這種比較優勢的利用如果無助於主體能力提升，就會變成一種劣勢。
就好比說，你好不容易把企業招商引資吸引過來了，可是其他條件如企業需要的人才配套、設施配套、交通條件等都達不到，對於企業來說，你的這種比較優勢就顯示不出來。
這方麵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就看能不能發現這種市場需求，然後為企業、為當地社會服務。
舉例來說，推動社會金字塔底部的創新，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徑之一。如果片麵追求高科技就會忽略這種創新，從而對廣大二三線城市尤其是農村地區來說，就會出現種種新的矛盾。通俗地說，對於上述地區來說，他們比技術創新更需要的是技術擴散。因為隻有擁有這樣的技術擴散，他們才有向上流動的通道。
例如，我國各地的大學都在追求研究型，即使注重實用型的職業技術學院，也是大同小異，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為目標的並不多。可是在浙江省嵊州市，他們就針對當地產業集群升級需要，創辦了一所領帶設計學院，有效解決了教育和人才培養與當地產業需求對接問題[1]。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在為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貢獻。遺憾的是，類似這樣的舉措還很少很少。
要知道，僅僅在浙江省，這樣的產業集群就有20來個。它們很好地打通了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而不是城鄉二元分化模式。有了這樣的產業集群，大多數人就沒必要到大企業、大城市去工作，這大大增強了普通百姓尤其是農民參與經濟發展的機會，大大縮小了貧富差距。
例如浙江省諸暨市的山下湖，過去這個地方很窮，現在因地製宜發展了珍珠養殖業。珍珠養殖屬於農牧漁業，是第一產業；而珍珠加工屬於第二產業，珍珠銷售、交易又屬於第三產業。在同一個地方，一二三產業都有，就構成了產業集群，帶動了當地農民收入的增長。
建立良好的企業生態，需要不斷擴大和完善我國國內市場保障，降低經濟受全球經濟波動衝擊。如果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依然像過去那麼高，就很難確保以後的經濟發展不會受外部經濟衝擊。要知道，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經濟發展受外部衝擊從而造成經濟徘徊，這幾乎是一個普遍現象。
話雖這麼說，但由於我國國內市場發展潛力巨大，所以完全有條件通過培育國內市場，來抵禦外部經濟衝擊。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涉及到方方麵麵，例如提高居民收入、保證分配公平就是其中之一，這樣一說，就又回到本書前麵的話題上去了。
第二節 充分享受經營自主權
從企業生態環境看，政府應當給每個企業充分的經營自主權。政府要做的，或者說政府能做的，隻是依法管理。
這就像田野裏的農作物一樣，你要做的隻是施肥、除草、防治病蟲害，而不能幹涉它的自由生長，更不能揠苗助長。
這就是企業生態中的競爭原理和技術原理。
根據競爭原理，每一家法人企業都有權進行自由競爭、有效競爭，政府應當盡可能保護企業在市場、資源、社會維度方麵的自由競爭，而不是橫加幹涉，讓企業無所適從。適度的企業競爭，會有效提高經營效率和資源利用程度，對社會和經濟發展有百利而無一害。
而根據技術原理，企業與外界進行能量、物質、信息交換的結構和路徑，必定會受技術進步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會反過來作用於技術進步的推廣和應用。如果由於政府幹預，打亂了這種影響和作用力，就不但會在宏觀上對經濟發展不利，對具體企業更是一種致命打擊[2]。
可以說，政府如果做到了這兩點，對企業的其他一切都可以徹底放開，隻要在宏觀政策上保持穩定、連續性就行了。日本之所以會掉入“失去的10年”，主要是宏觀決策失誤造成的[3]。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宏觀決策正確、微觀環境放開呢？
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認為，我國當務之急要做的事情很多，例如在初始分配領域有效提高勞動者報酬、完善市場經濟體係、加快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建設、加大對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建立健全集體工資協商機製、健全勞動法律法規並嚴格執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