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有人提出，應當量化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並把它納入“十二五”規劃中的建議，宋曉梧擔心，在目前的政治體製下，這樣做很可能會變成用行政手段來強行漲工資，到最後變成政府幹預企業自主權的一場遊戲。還不用說，這種擔心有變成現實的可能[4]。
正如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郭正模指出的那樣，如果通過行政手段來促使最低工資標準按照每年20%的速度增長，以此來實現“收入倍增計劃”，這實際上是一種工資管製，是政府對企業市場交易行為進行的一種幹預，缺乏科學依據。
可是，如果不這樣做，又如何實現“收入倍增計劃”呢；或者說還要不要堅持原來的“收入倍增計劃”呢，這些都是對政府的考驗。
這裏順便一提的是，政府如果一定要在微觀上幹預企業，倒也不是完全無事可做。
據世界銀行前官員劉植榮對全球183個國家和地區的工資狀況進行的研究，在全球各國，凡是受人民之托、為人民辦事的人都屬於公務員，所以我國非常有必要按照“國際慣例”，把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標準參照公務員來執行。因為國有資產原則上屬於全國人民所有，人民雇傭一些人經營這些企業，他們的工作性質和政府機關公務員完全一樣，國有企業職工原則上應當屬於公務員範疇。“不能憑借自己的壟斷地位發天價工資，變相竊取人民財富……如果不解決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中國列車就無法前進，中國就建不成和諧社會，隻能使社會越來越動蕩、越來越不安全。”[5]
把國有企業的這條卡住了，其他方麵參照企業屬性完全放開就行。
第三節 小河有水大河滿
小河有水大河滿，指的是政府對企業、職工應當欲取先予。如果抱著一種急功近利心態，不能處理好國家、企業、個人三者之間的分配關係，就會不利於經濟發展，甚至葬送過去的改革開放成果。
例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中，人口紅利因素起很大作用。可是應當看到，這種基於人口紅利的經濟增長，對我國絕大多數勞動者來說並沒有帶來多少利益；所以隨著今後人口紅利因素的消失，這方麵的矛盾將會更加突出，亟需加以改進。
例如，1990年我國GDP隻有1.87萬億元，2010年已經快速增長到47萬多億，可是要看到，那些在城裏打工的農民工的生活狀況在這20年裏就沒有得到多大改觀。資料表明，我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民工12年間的平均工資隻上漲68元，實際上是不增反減[6]。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表麵上看是用工單位不肯給工人增加工資，而實際上，背後的真實原因是人口紅利在起作用——有那麼多數量龐大的農村勞動力源源不斷地進入非農部門，企業當然就“不用”給工人提高工資了：你不做自然有人來做。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人口紅利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一旦現在乃至以後沒有了人口紅利，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甚至反而是一件好事。
歸根到底，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而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提是增加勞動收入。如果像過去那樣經濟增長20多倍，可是勞動者的實際收入在減少，又要這樣的經濟增長幹什麼呢？
上升到理論高度，人口紅利的存在會使得政府在宏觀製度層麵更加偏愛資本，而不是偏愛勞動力，這是與以人為本相背的。
所以能看到，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間，我國政府在優待資本方麵出台了一係列法律政策，如稅收減免和稅收優惠等；可是在勞動力方麵出台的優惠政策很少，即使有也往往流於形式。
一個簡單的例子：同樣是外來人口，如果他能給這個城市帶來一定量的資本投入，馬上就能得到當地政府在戶口遷入、稅收減免、子女入學等方麵的優厚待遇，甚至享有一定“行政級別”；可是如果他隻是單純在這個城市出力流汗，就會處處遭遇各種意料不到的困難。
今後人口紅利的消逝，將會帶來兩大變化：在政府層麵，會迫使政府改革各種勞動力流動製度，如同工同酬、公共服務均等化、開放戶籍製度等，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在企業方麵，會迫使企業在日常經營中重視勞動力因素，以更高的勞動報酬、更好的用工條件來吸引勞動者，而不是隻想著如何克扣勞動者。
道理很簡單，這時候的勞動力已經從買方市場[7]轉向賣方市場，否則“人往高處走”，勞動力就會跑到其他條件比你更好的地方去打工。如此這般，會有助於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社會普通勞動者，反過來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
企業好了，中產階級的日子才會好起來。都說中產階級應當成為國家主體，這樣的國家才會安寧和穩定，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2007年《世界財富報告》表明，全球百萬富翁的構成是：36%擁有企業或出售企業，22%來自工作中的高收入，20%是遺產繼承，11%是投資獲利，9%來自股票期權，2%是其他渠道[8]。
日常生活中我們遇到最多的是工薪階層，也就是說他們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工資收入。對照上麵的構成，如果你無法在工作中取得高收入，而隻是“中等”收入，基本上就被排除在百萬富翁行列之外了。
相反，如果你不是處在中等收入國家，而是處在人均GDP12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這時候你在這個國家中得到的仍然可能隻是“中等”收入，但與中等收入國家的中產階級相比，還是要高出許多倍。
這就是俗話所說的，“大河有水小河滿”，或者反過來“小河有水大河滿”，兩者之間是相通的：整個國家富裕了，哪怕你即使仍然是工薪階層，也會因為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個人也變得富裕起來。
就好比說，中等收入國家的道路是一條普通公路，路麵上到處是泥濘和陷阱，你的開車速度就怎麼也拉不起來，讓急於到達目的地的你隻能幹著急；可是當你換了一條通道，行進在高收入國家專用的高速公路上後，因為沒有了這些坑坑窪窪，沒有了交通阻塞，所以無論車速還是心情都會一下子提起來，不再像過去那樣壓抑和沮喪。
雖然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偷懶”辦法，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事實就是這樣。否則，如果你處在中等收入國家，既不會像李彥宏一樣創辦一家賺錢的企業，又不會像任誌強那樣有一份高收入工作，又沒有像汪小菲一樣有個會賺錢的媽媽，更沒有條件像巴菲特一樣選擇到一隻盈利率高的股票，即使找到一個像馬雲一樣的好老板他也不要你……那麼你想想看吧，你就隻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掙紮，要想跨越這個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就是企業環境、社會發展階段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