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雖然是一種文藝理論創作，但它卻不是文藝家或理論家的專利，影評也應該屬於每一個影片欣賞者，屬於人民群眾，當然也屬於報刊通訊員。文藝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群眾不可缺少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作為報刊通訊員，不僅要反映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而且要反映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僅要反映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得好不好，而且要反映群眾對文藝的需求和愛好。寫好影評，就是這種反映的一個方麵。
怎樣寫好影評，早已有許多文章剖析過了。比較集中的說法是：對一部影片各有各的看法，影評就是要各抒己見。這個意見對不對呢？我認為也對也不對。因為要寫好影評，不僅有個寫法問題，還有一個出發點，即寫作的目的性問題。
請看下麵的影評：
黑龍江日報11月13日，題為“各抒己見——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細節的欣賞”一文說，杜十娘“不是怒沉百寶箱，倒像是怒顯百寶箱。”認為李甲、孫富見利忘義的本性，說明他倆不會眼睜睜地看著杜十娘把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白白葬入江中，而是會耍盡手腕爭奪杜十娘。這可謂“己見”之一種了。但是這樣的“己見”是不是有點偏執呢？我認為，作者似乎在就事論事地推論人物，而不是從整個影片的需要來審視這個情節。結果，杜十娘似乎是因為找不到歸宿才扔掉百寶。事實並不是這樣。李甲雖然貪圖錢財而舍棄杜十娘，但孫富卻是貪其色的。杜十娘擲百寶於流水，實際上是在怒斥滅絕人性的社會，是在蔑視李甲、孫富這些惡徒的薄情寡義，其怒氣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二是作者說杜十娘怒沉百寶的鏡頭太多，因此好像是在誇耀富有。作者是不是忘了電影是一種藝術，藝術是允許誇張和渲染的。否則，簡單地把百寶一下子丟入水中雖可見其“怒”，卻無助於深化人物性格和主題。相反，《成功的細節描寫》一文就認為：一件件投擲百寶的細節具有豐富的含量，它深刻地表現了人物性格。該文還列舉了以下幾點作說明：一是突出了杜十娘作為京城名妓、八年賣笑生涯的殘酷經曆。二是突出了杜十娘求生不能，決心一死的悲慘命運。三則展示了人物獨特的性格：早年從良，外柔內剛，雖鎮定從容，但又有悔恨、有嘲諷，也有絕望和反抗的複雜心理。四揭示了美好的內心世界：她視金如土，唯重生活本身，重視人的真情，與李甲、孫富之流恰成鮮明對比。
以上，在影片的藝術手法方麵確屬“各抒己見”了。但是，這兩種見解的區別很大，恰好反映了藝術鑒賞上的是非標準之不同。影評不僅要表達個人的是非標準，而且要引導讀者樹立正確的是非標準。各抒己見也是百家爭鳴，倘若僅是私下議論還無關大局，一旦形成文字，見諸報端，影響就大了。百家爭鳴的目的，應該有利於指導人們的藝術欣賞，促進文藝自身的健康發展，而不是別的。這既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文藝的需要，也是對報刊通訊員的要求。當然，作為一個通訊員，個人的文藝素質和鑒賞力會有不同，但這並不是主要的。文藝修養的深淺，隻能影響影評的水準，而不至於有是非曲直之別。結論是否正確，將取決於作者的思維方式。作為一個報刊通訊員和影評作者，不僅要“各抒己見”，而且還應該立足於人民群眾的需要。而作為報刊編輯，似乎更有必要立足於讀者的需要了。
對於一部影片，當前人們評價較多的往往是思想意義問題。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和審美作用，被稱為文藝的三大功能。一部影片有無教育意義，並不是單由一個鏡頭或情節來決定的，必須進行全麵衡量。黑龍江日報11月22日又一篇題為“《勿忘我》缺乏教育意義”的文章，說“青年人理解不透其中的奧妙，老年人欣賞不了戲中的愛情”，如此說來作者似乎認為這部影片是“陽春白雪”了。但是，文章接下去又說該影片仍舊沿用“俗”套子，隻是加了一點工，用“叔叔”、“老師”作裝潢，實際上仍舊讓相差二十來歲的兩代人大談戀愛，隻不過愛到熱烈時獨出心裁，主觀上使其不能團圓而已。照影評作者的說法，這部影片又似乎俗不可耐了。同一部影片，怎會又雅、又俗呢？這篇影評大談影片的整體意義，卻又始終沒有深入進去，沒有看到作品的藝術底蘊，對內容概括簡單，流於表麵化。文章甚至認為“周虹是個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四十多歲了還沒有生活安排，令人生疑，因此沒有教育意義。其實，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趣，互相之間不可能完全了解甚至適應。但是，不了解並不等於就沒有意義。藝術是生活的反映，幫助人們了解影片也正是影評的功能之一。何況，影片中的周虹正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奮鬥精神和美好心靈，作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中國人怎能說不了解呢！影評作者不應該完全囿於自己的思想意識來衡量影片，而應該以民族精神、以人民群眾的共同需要來品評。有些枝節問題，人們不習慣、不適應是極可能的，但無關大局。何況藝術自有藝術獨到的教育手段和思想表達方式，不應當標語口號似的直白，也不能強求一律。二十世紀的人，不應該用中世紀的眼光看待藝術。這一點，相信有誌於反映人民群眾精神生活的通訊員都注意到了，深信應該以人民群眾的需要來挖掘影片的思想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