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的“書”，最早刻寫在龜甲牛骨上，後發展到刻寫到竹簡上。毛筆和墨的發明，使得讀書人不僅能讀書還能書寫，不必像刀筆時代那樣需要一個刻寫匠隨時侍候，而且能讓人更方便更及時地記錄自己的思想。春秋以前，我國曆史上雖然不乏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但沒有一人親自著書，原因就在這裏。
秦朝蒙恬發明用石灰水浸毛而去除毛表麵的斥水物質的方法，促使毛筆的製作技術最終定型，毛筆才真正成為書寫工具。至此，古人找到了書寫流利、省時省力的書寫方法，使書寫不再是一件苦差事，人們閑暇之餘寫上幾筆，並且力圖寫得漂亮，甚至互相比試以搏一笑，這樣也就開創了書法藝術的先河。秦朝的李斯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大書法家，說明了筆墨技術在秦朝日趨成熟。
漢字結構複雜，每個人寫的字都會有所不同，有的秀麗美觀，有的粗鄙醜陋，這就促使人們把書法當作是一種藝術來追求，而提高書法技能的重要途徑就是模仿好的書法作品，但是寫字好的人，一般都是書吏之類，其大部分作品一般是政府公文，一般人很難見到。古代盛行石碑刻文，找寫字好的人寫成底文再由石匠刻出，是人們練習寫字的最好模本。石碑笨重，不能帶回家中繼續模仿。
西漢晚期已出現紙張，但那時的紙張纖維粗糙，著墨性能差，主要是代替布用作包裹、襯墊之物，也有偶而在包裝紙上寫字記事的現象，如懸泉（或者是居延）遺址發現寫有藥名的紙張。造紙技術先是借鑒我國早已成熟的繅絲技術，把纖維物質浸於水中搗碎以分散纖維，將碎纖維撈出攤晾而成，纖維粗、紙質厚，書寫性能差，未能廣泛用作書寫材料。東漢和帝時的蔡倫改革造紙法，製出薄而均勻、纖維細密的新型紙，大大提高了紙的書寫性能，紙的主要用途才被轉向書寫。紙張薄而軟，使得書法練習者們想出仿照印章蓋印拓印碑文方法，帶回家模仿，即拓片方式。
紙的發明，使拓印成為可能，使每個書吏都能練就一手好字，也造就了三國及晉代大批書法家的出現。西文字母文字結構簡單、字母數量少而且用硬筆書寫，可以寫得很花哨，但無藝術可言。人們寫好幾十個字母後，就可以大量寫字，沒有拓片模仿他人字跡的需求，紙能寫字就行了，沒有對造紙術的需求，所以西方人沒有發明造紙術的社會基礎。隋煬帝創建科舉製度，用寫文章的辦法選拔官員，寫得一手好文章的人就能當官。
毛筆與墨發明後，人們可輕易把“書”寫到任何材料、任何地方。但墨書不易保管，而且不易複製。受青銅器銘文的啟發，人們把書籍內容寫在木板上，雕刻出可以用於印刷的木版。到東漢末年的熹平年間（172－178年），出現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
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讀書的人多起來了，對書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晉朝初年，官府有書接近三萬卷。南北朝時候梁元帝在江陵有書籍七萬多卷。隋朝嘉則殿中藏書有三十七萬卷，這是我國古代國家圖書館最高的藏書記錄。除了官府藏書，私人藏書也越來越多。比如晉朝郭太，有書五千卷；張華搬家的時候，單是搬運書籍，就用了三十輛車子。印刷術發明以前，隻有官府和郭太、張華那樣的富人才能有這麼多的藏書，一般人要得到一兩本書也很不容易，因為那時的書都是手抄本。
讀書人大增，儒家典籍就得以廣泛流傳。尤其是南朝時期寺院林立，僧侶眾多，無休止地抄寫佛經，使人們迫切需求一種快速複製圖文的方法，這就激發了印刷術的發明。雕版印刷術始於隋朝的雕版印刷。在隋末唐初，由於大規模的農民大起義平息，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文化事業也跟著繁榮起來，客觀上產生了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顧名思義，印刷術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兩種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這道工序的名稱。從印刷術的命名中已經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緣關係。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術的兩個淵源。印章的麵積本來很小，隻能容納姓名或官爵等幾個文字。東晉時期，道教興起。道教的一派注重符錄。他們在桃木棗木上刻文字較長的符咒，從而擴大了印章的麵積。據晉代葛洪的《抱樸子》一書中記載，道家有一種刻著120個字的複印。可見當時已經能夠用蓋印的方法複製一篇短文了。這實際上就是雕版印刷術的先驅。
拓碑是印刷術的另一個淵源，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當時儒家典籍全憑經師口授，學生筆錄。因此，不同的經師傳授同一典籍也難免會有差異。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政府立石將重要的儒家經典全部刻在上麵，作為校正經書的標準本。為了免除從石刻上抄錄經書的勞動，大約在4世紀左右，人們發明了拓碑的方法。拓碑的方法很簡便。把一張堅韌的薄紙浸濕後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張吸水的厚紙，用毛刷輕敲，到紙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時為止，然後揭去外麵的厚紙，用棉絮或絲絮拍子，蘸著墨汁，輕輕地均勻地往薄紙上刷拍，等薄紙幹後揭下來，便是白字黑底的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