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有一句詩：“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裏的新客了。”我發誓，在我讀《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時候，我的魂晃悠了一下，我覺得這句詩是我寫的。詩的好壞其實就是一個時間問題，所謂好，就是有人搶在你前麵把它寫下來了。“新客”的感受是迷人的，在你還是“新客”的時候；“新客”的感受又是折磨人的，當你不再“新”的時候。我就此成了一個憂鬱的少年。我時常懷舊。我想念我的“楊家莊”，想念我的“陸王村”，想念我的“中堡鎮”。在我的故鄉，我堅定了一個想法，我有過故鄉，隻不過命運把它們切開了，分別丟在了不同的遠方。我遠遠地望著它們，很少說話。十五歲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布滿了老人斑。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這一切是注定的，在我出生之前就注定了。
早在1957年，在我的母親還懷著我大姐的時候，我的父親就成了“右派”了。“右派”這個詞很有意思，我翻譯一下，其實就是壞人；好人呢，好人當然是“左派”。我們的政治向來就是站隊的政治，你不是站在“左邊”就是站在“右邊”。回過頭來想想，幸虧我不是一個房地產的開發商，如果是，我想我會急壞的。在“左邊”和“右邊”之間，那是一個多麼開闊和巨大的中間地帶啊，它怎麼就空了呢？它是怎麼就沒人的呢？它是怎麼就沒有樓盤的呢？心疼死我了。多好的地段哪，那麼遼闊，它硬是拋荒了。
作為一個“右派”在1964年所生的兒子，我不是出生在張家莊就是出生在王家莊，不是出生在李家莊就是出生在趙家莊。這是一定的。同樣，我不可能屬於張家莊、王家莊、李家莊、趙家莊，我隻是要經曆它們，感受它們，看它們，聽它們，撫摸它們。這也是一定的。我是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的呢？我的答案隻有一個，我很滿意。沒有比這更好的“人之初”了，我可以在大地上開始我的人生。我的一切如同彩排，如同計劃，一切都按部就班，鄉村、小鎮、縣城、都市，很齊全。一天又一天，我從它們的背脊上“過”過來了。
我如此滿意，需要感謝誰呢？這個問題難住我了——不，我沒有感謝，關於這一切，沒有什麼人需要我去感謝。如果我一定要感謝的話，我隻能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用他們半輩子的不幸和屈辱替他們的兒子爭取到了廣闊。這是奢侈的。但我不會對我的父母說。這樣說很不孝，幾乎就是罵人。
我隻會說：“命運讓我這樣，我就這樣了。”這句話很沮喪，這句話很自豪。
事實上，我既不沮喪也不自豪。我很平靜，是一個老人的語調：“命運讓我這樣，我就這樣了。”
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