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請老大朱做過表演，他“啵”得真的很響。我們都學他，我們所有的孩子都會“啵”，我也會。在老大朱踩著夕陽回到我們村的時候，他時常被我們包圍。在他的四周，稚嫩的“啵啵”之聲不絕於耳。他閉著眼睛，臉上樂開了花。
我還去過老大朱的“舍子”，和他聊過天。他的家不能用“一貧如洗”去概括，因為他家裏的東西沒有一樣是洗過的，包括他的碗。而他也不用筷子。老大朱並不閉塞，很健談。我為什麼要來到老大朱的“舍子”呢？是一個老奶奶建議我們去的。老太太也沒有真的建議我們去，她隻是在老大朱的醬碗裏發現了“太多”的蛆，老太太說：“你們去看看瞧。”這其實是強調說話的真實性而常用的一種語氣。我們真的去了。老大朱醬碗裏的蛆實在有點過分了，醬是黑的，可老大朱的醬碗是白的。密密麻麻，在蠕。
我非常非常地抱歉，我想說說蛆。在我的家鄉，哪一家的醬碗裏沒有生過蛆呢？我們家的醬碗裏就見過。我不止一次用我的筷子把那些蛆揀出去，就像從飯碗裏揀出去一粒砂薑。麵對食品裏的蛆，我沒有心理障礙。為了一兩個蛆就把一碗醬或一碗鹹菜浪費掉，用我母親的話說，叫“不會過日子”。很不像話的。老大朱的問題不是醬碗裏有蛆，是他看不見，他不能用他的筷子把它們揀出去，結果，蛆拿他的醬碗做窩了。最終，蛆也就成了他的食物。老大朱說，“醬蛆”可以“當肉吃”。
俄羅斯文學裏有一種特殊的東西，叫“高貴的苦難”。老實說，這個說法很吸引我。我信，我堅信，即使在苦難裏頭，人性也自有人性的高貴。這和“貴族的苦難”“草根的苦難”不是一碼事。可我從來沒有見過“高貴的苦難”，我親眼所見的都是“卑賤的苦難”，和蛆一起吃，和虱子一起睡，和蒼蠅一起拉，和蚊子一起撒，在最後，所有的人都變成了蛆、虱子、蒼蠅和蚊子。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我不可能看到“高貴的苦難”。道理很簡單，我們早就生活在“叢林法則”裏頭了。所謂的“叢林法則”，無非就是兩句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這麼一說我在前麵懸置的問題似乎可以作答了，它不是無解的。它有解，但它的解有一個前提：“人”和“物”究竟有沒有區別。
如果“人”和“物”沒有區別，叢林法則就是對的；如果有，叢林法則就是錯的。
回過頭來，我必須要說，老大朱的苦難是卑賤的，然而，即使是這樣卑賤的一個盲人，他的內心也有他可憐的高貴。他都那樣了，都那樣了，可他也沒有拿自己當“物”，他是拿自己當“人”的。
他嚴格地遵守了那個隱形的規矩，那個並不“硬性”的規定：他一次也沒有在他的鄉親麵前伸出過他的手。“尊嚴”，這麼一個東西，始終在他的心裏，雖然他未必知道尊嚴這兩個字。
從這個村，到那個村，也許隻有幾裏路。可是，對老大朱來說，那可是千山萬水。我特別想知道，在他每一次上淘簍子打算出發的時候，他想過什麼沒有。他為什麼每一次都要選擇他的千山萬水呢？
在我的中學時代，我讀到了《孔乙己》。在小說的結尾，魯迅先生平靜地說，這時的孔乙己大概是死掉了。同樣是關於死，魯迅的弟弟，“在家和尚”在學生遇難之後送過去一副挽聯，我記得其中的下聯：“如此死法，抵得成仙。”這一次反過來了，關於死，魯迅先生淡然，啟明先生憤激，骨子裏的意思卻一樣：亂世的死亡並不可怕。有時候，體麵地死比困厄地活大概還要好些。
盲人老大朱死了麼？死在哪裏？怎麼死的？這些我都不知道。我打聽過，得到的消息不是很有把握：“可能死了。”是的，“可能”的。誰會那麼無聊，去關心盲人老大朱的死呢？不過我推算了一下，此時此刻，老大朱大概是死掉了——老大朱，無論你是怎麼死的，你吃了那麼多的苦，我企盼你能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