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溫健公的母親於家鄉梅縣車田村去世。
時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主任的葉劍英得知這一消息後，心生一計，授意溫健公：“欲要脫身，須借母喪。可以借回粵奔母喪擺脫康澤、張蔭梧。”
溫健公茅塞頓開，立刻向武漢、四川、河南、廣東、陝西、香港、重慶等地發出訃告：
先慈邱太夫人於民國二十七年國曆四月二十八日未刻棄養，距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二年農曆九月八日時，享壽六十。奉嚴命淚涓於本年國曆五月十七日卜葬於岐山之陽。謹此奉聞。
棘人溫健公泣告
他不僅向總政治部，還向警備司令部、國民黨、共產黨、救國會、河北民軍武漢辦事處、別動總隊等知名人士，隻要認識的人即發送了訃告，造成了自己馬上就要返粵奔喪的氣氛。
由此，宋維靜才知道了溫健公的近況，她通過各種渠道和丈夫取得了聯係，兩人相約在廣州會麵。
4月30日下午，溫健公離開武漢赴穗。
宋維靜也帶著未滿四歲的兒子匆匆南下，一家三口終於在廣州光友街八號會合，隨後一同回到了梅縣老家。
溫健公終於擺脫了困境，擺脫了無形的牢籠。
8月中旬，葉劍英命令溫健公和宋維靜返晉，繼續做閻錫山的統戰工作。於是，她們將兒子留在家鄉，經廣州又回到了山西。
長時間的相處，閻錫山很佩服宋維靜和溫健公的才能，將他們調到綏署政治部，由溫健公任宣訓課長，宋維靜搞民運課工作。這期間，政治部一度成為了抗日救亡宣傳的重要陣地。
不久，宋維靜又被調任“民大”第二分校副主任，她在校內大力宣傳八路軍英勇抗戰的事跡，很多學生在她的影響下紛紛投奔了延安。
校內的反動勢力對宋維靜極其不滿，他們唆使梁化之免去了宋維靜的副主任之職，改任視察員，其實是架空了她。
趁此“閑暇”之際，宋維靜和一部分進步青年一起去了趟向往已久的延安。
延安革命的烈焰正猛烈地燃燒著，宋維靜在這紅色的火焰中鍛造著自己，她吸收著革命的經驗，汲取著黨的思想，充實著自己革命的能量。
然而，就在宋維靜幸福地投身在革命大家庭中時，噩耗傳來，梁化之報告溫健公犧牲的一份急電，如同一聲晴天霹靂一般，在宋維靜的麵前炸開。
宋維靜沒有悲傷，沒有流淚，因為她不相信這是真的。她很難接受這位才華橫溢的理論家、民族解放的英勇戰士、和自己並肩作戰五年之久的親密愛人會這樣悄沒聲息地離她而去。
他們在一起共同經曆了多少風風雨雨，克服過多少艱難困苦，這絕不是真的！
這一定是國民黨的詭計，是對自己進行革命宣傳的報複，她情願相信自己的推理。
可緊接著，二戰區的《陣中日報》、《政治周刊》當天也報道了這一噩耗，政治部也於1939年1月1日發出訃告，痛告所屬各部。
隨後，《政治周刊》、重慶《新華日報》、西安《工商日報》以及延安的報刊，陸續發表了李公樸、趙石賓、劉岱峰、黃一然、邵挺軍、邢西萍等人的紀念文章，哀悼這位民族英雄。
原來，12月26日，溫健公在從霖雨村到吉縣縣城給二戰區隨營總校的學生上課途中，忽遇日軍飛機轟炸，他在指揮群眾疏散時，不幸被彈片擊中頭部，當場犧牲。
眼前的一切，使宋維靜不得不接受丈夫犧牲的事實，她急忙返回山西為丈夫料理後事。
宋維靜知道丈夫生前最珍視的就是共產黨員的稱號，而他們都是地下黨員，長期以來都在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為了黨和自身的安全，不能公開共產黨員的身份。
此時，這位革命伴侶已經遠去，宋維靜向黨組織提出了唯一的請求，希望能公布溫健公中共黨員的身份。
然而，在抗日大業尚未完成，大批地下黨員仍然在國民黨內為革命事業努力奮鬥之時，組織未能滿足宋維靜的請求，並要求她要化悲痛為力量，繼續以黨的事業為重。
宋維靜隻能服從組織的決定，並很快從巨大的悲痛中振作了起來。
她知道“隻要革命到底，方對得起健公”。
她把健公埋葬在吉縣的一個小山崗上，她堅信，親愛的丈夫一定能看得到，在他們共同戰鬥過的地方，人民群眾總有一天把日寇趕出自己的家園，過上和平、民主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