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朱楓寄出了最後一封信，她給上海的朋友寫信並托朋友轉給丈夫，“約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並以非常大的字體署上從未用過的名字“威鳳”。
1950年2月2日，吳石派副官緊急約見朱楓，告訴她：1949年10月，中共台灣省工委在成功中學、台灣大學等處的分部相繼被國民黨當局破獲，“老鄭”被捕。現在，他已供出，“那邊”過來的秘密特派員就是你朱楓。情況萬分緊急，你必須立即轉移！
1949年，在中共地下黨的組織下，台灣島內人民反蔣活動蓬勃興起，甚至在台北市中心以及各車站、廣場的牆壁、電線杆上也都出現了“擁護毛主席、活捉蔣介石”、“台灣同胞起來解放自己”、“歡迎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等標語，令國民黨當局惶惶不可終日。蔣介石嚴令國民黨特工組織，采取一切手段肅清島內中共組織活動。
1949年10月“金門登陸戰”以後，島內形勢一時發生了逆轉，一些準備參加反蔣的國民黨軍官有所動搖，朱楓接受上級組織指示，準備暫時離台返回大陸，但不幸也在此時降臨。
據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的記載，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中共高層由延安派台籍高級幹部蔡孝乾任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赴上海組織相關幹部。
從1946年4月起，從上海搭船進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在當年7月進入台灣，陸續成立了“台灣省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等組織。
1950年1月29日，國民黨特務逮捕了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
蔡孝乾叛變，供出了所有名單資料，造成包括400多名地下共產黨人被捕。
蔡孝乾叛變後，台灣全島戒嚴，情況十分危急。
吳石得到消息後，立即給朱楓簽發了一張“特別通行證”，幫助朱楓於2月4日乘軍用飛機飛抵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島中的定海。
風雲突變，朱楓馬上給女兒、女婿留下一張字條，然後便迅速離開。
由於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線，已全部緊急封航，隻有軍用運輸機在與舟山群島中的定海機場往返。
危急時刻，吳石冒險為朱楓簽發的《特別通行證》是她逃離台灣的唯一機會。
朱楓到舟山定海後躲進一家醫院佯作治病，伺機乘船返回大陸。
這家醫院的院長姓顧，他同時也是一個生意人，與朱楓的父親有過來往。朱楓告訴顧院長她是來做生意的，院
長把朱楓安排到自己家，讓她和大女兒住在一間房子裏。
此時，朱楓回家的路已走到最後一步，天晴的時候，從舟山可以看到大陸。
但當時舟山本島有國軍四個軍12萬軍隊駐守，崗哨密布。這裏不是朱楓久留之地，她迫切要去上海。
雖然海上封鎖，但也有部分冒險的人撐船去上海，叫“穿火線”，主要販賣白糖糧食等物資。
一天，顧院長聯係上了一艘小船，但是看到木帆船實在太小。
他擔憂地說：“船太小，你去我不放心，接下來馬上有大船過來，乘大船安全，你再等幾天。”但是朱楓沒能等到大船就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