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全世界宣告正式成立。全國人民掙脫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當家作主，迎來了自由解放的新生活。
為了這個比自己生命還可貴的理想，她能麵對敵人的酷刑折磨堅貞不屈；能在突發事件中臨危不懼；能忍受與摯愛骨肉的生死相離；能周旋於形形色色的人中尋求援助……
終於熬過了漫漫長夜，迎來了渴求已久的黎明，黃慕蘭本該和每一位新中國公民一樣，歡欣鼓舞。
但命運卻把她送上另一段坎坷的旅程。
1933年，黃慕蘭奉命脫黨成為她人生檔案上一處模糊的黑點，她不得不每天外出奔波，尋找當時一起工作的領導和同事做見證。這時有人提醒她，應該找找華東局書記饒漱石。
可惜卻沒能得到饒漱石的幫助。
解放以後，黃慕蘭和陳誌皋一直未能得到政府的妥善安置。尷尬的社會身份讓兩人之間的矛盾與不滿持續發酵，爭執、誤解、不和成了每天的生活內容。
時間捱到了1950年，為打破經濟封鎖，國家決定派一批人去國外搞貿易，而陳誌皋作為不可多得的知識型人才，5月末離滬赴港，後音信遝茫，這次婚姻的不幸對慕蘭的感情造成了難以彌合的沉重創傷。
1953年春，發生了高崗、饒漱石搞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
1954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崗、饒漱石的黨籍並撤銷他們所擔任的一切職務。
因饒漱石曾任華東局書記分管華東暨上海市的公安工作，審查饒漱石時便涉及到了上海公安局副局長楊帆和曾分管上海公安局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
於是一些捕風捉影的人便認定潘漢年、楊帆與饒漱石有“反革命”關係，開始把矛頭指向潘、楊二人，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潘楊案”。
憑著長期地下隱蔽工作積累的經驗，潘漢年已察覺到災難到來前的血腥味。
但他堅信自己是清白的，他怎麼也不會想到，即將開始的北京之行便是他悲劇的序幕。
不，不僅僅是他一人，而是當年曾和他一起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血肉相連的戰友們。
一時之間，潘漢年一案株連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同期的“胡風反革命集團”。
這其中，當然包括了他的得力幹將——黃慕蘭。
現北京市昌平區興壽鎮秦城村，有一座外觀普通、大門樸素的建築物，一麵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昭示著它與一般的農家房舍的不同之處，襯著遠處暮色中的大山，這裏更顯得幾分神秘和威嚴。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城監獄。
1955年，轟動一時的“潘楊案”，牽連黃慕蘭，她於6月初在上海被捕，1959年被關入秦城監獄。
沉重的鐵門打開，一股潮濕的黴味兜頭蓋臉地襲來，黃慕蘭仍難以置信，她的大腦一片空白。
冰涼的寒氣不僅滲入到身體的每一個毛孔，還彙成一把無形的利劍，直戳她的心扉。
不知過了多久，透過牆上的小窗，能看到外麵已經夜色深沉。想邁一下腿腳，卻差點趔趄地摔倒在地，腿凍麻了。
可是她的心更木然，她無法想明白，她如何從公民變為囚徒，從為黨為革命拋灑熱血的忠貞者變為“反革命分子”？她隻覺得心口隱隱作痛，有一種被人出賣的感覺。
漫漫長夜，黃慕蘭盼望著天明，在夢裏都會夢到組織為她平反昭雪；夢到長大成年的孩子們圍繞在身邊，歡聲笑語。
一睜眼，仍是冰冷的牢房和憋悶的屋頂。在這裏，她每日的“工作”便是寫材料，有自己的、也有別人的，時間一天天過去了，黃慕蘭的內心壓抑而孤獨。
山中無寒暑，一年過去了，又是一年……樹葉綠了又黃，花兒開了又謝。
鐵窗之內的黃慕蘭，隻能從透光的一角欣賞到外麵的風雲際會、四季輪回。她不知寫過多少份材料，不知流過多少眼淚。
1963年，她被宣判她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同年因身體狀況不佳被接出獄。
黃慕蘭的老同事吳德峰、阿英支持她上訴，期間，陳誌皋從海外托人帶信，知道她受苦，希望她去香港。
可慕蘭堅信自己能平反昭雪。期間，她積極上下奔走，為自己喊冤，卻始終沒有一丁點兒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