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活著的尊嚴(1 / 3)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農村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一夜之間,到處都是關於糧食生產的春風捷報。

到1984年,“全國糧食增收,農村形勢一片大好”已經成為定論,可是那些被嚴重石漠化的地區,卻依然死氣沉沉。

一塊貧瘠的土地,不管你把它交給大集體還是責任到戶,它依然出不了莊稼。而且這樣的地貌,風來抵不住吹,雨來擋不住衝,烈日來了也頂不住曬。

一塊極其脆弱的土地,往往又是遭受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地方。就像一個身體素質極差的人,最容易遭受疾病。因此,生產形式的改革,並沒能給這樣的地方帶去什麼改變。

同樣是1984年,赫章縣卻糧食歉收,人均占有糧食396斤,純收入110元。到1985年5月底,赫章縣有12000多戶、63000多人缺糧斷炊或即將斷炊。在別人已經可以“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時候,這些農民卻還在吃野菜,嚼樹皮,咽黃泥巴,還在靠國家救濟糧救命。

試想一下,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如果一個村支部一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到上頭申請救濟糧,然後發放救濟糧,那麼你讓這個基層組織的人們情何以堪,讓這個村支書情何以堪?

如果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看不見希望的“苦甲天下”挑戰的僅僅是普通村民的忍耐,那麼對於一個黨的基層組織,對於一個村支書來說,挑戰的卻是他們的尊嚴。

普通村民可以餓了就去想救濟糧,因為針對個人而言,有時候是可以把尊嚴放在生存之後的。但村支部,村支書卻不一樣,他們擔當著一個村幾千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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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雀人有句諺語:“刺果黃餓斷腸,刺果爛吃飽飯。”海雀沒有一棵像樣的樹,卻是有刺果的。一到春末,刺果就黃了,但並不能吃,非要等到果子變成了醬紅色,爛熟了,才能吃的。而那時候,已經差不多到仲夏了。刺果黃的時候,正是青黃不接的節令,去年打下的糧食早在年口就全吃光了,地裏的又還沒熟。

這個春天的救濟糧依然是村支書文朝榮和村長王學方去領。跟往回一樣,兩人的情緒都不高。文朝榮是羞。每一次去領救濟糧,他都無可救藥地害羞。王學方也羞。不同的是,王學方在羞的同時也認可救濟糧的好處,並且可以將羞愧放到背後,去接受救濟糧。文朝榮則一直讓羞愧站在最前麵,拒絕著救濟糧。

他們都不屬於那種沉默寡言的人,但在去領救濟糧的路上,他們誰都沒開過口。回來的途中,王學方因為累了,歇下來時歎了口氣,文朝榮才接了嘴。

文朝榮說:“不能年年去申請救濟糧了。”

王學方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他把眼皮耷拉下去,又歎了口氣。這一口氣,跟累無關,跟心思有關。他說:“那有啥辦法呢?村民要度饑荒哩。”

文朝榮說:“年年吃救濟糧,你們不覺得丟臉嗎?”

王學方說:“那有啥辦法呢?”他當然不是在問文朝榮有啥辦法,他直接就說的是沒辦法。他說:“隻要能救命,臉皮丟了就丟了吧。”

文朝榮說:“丟你我的臉不要緊,可我們丟的是村支部的臉,丟的是黨的臉。”

王學方把目光投向他,表示他同意文朝榮的說法。但除此之外,他依然是一臉無奈,一臉的沒有辦法。在貧困麵前,他太像一個逆來順受的媳婦。

文朝榮嘴上用了一下勁,卻沒把話說出來。他想說的是“你哪像個村長”。沒說出來,不是礙於麵子,而是突然想到自己也並不比王學方強,自己這個村支書也做得很失敗。

村民們早就在村辦公室門口等著他們了,每年分救濟糧的日子,都被他們當節日。他們倆進村的時候正好刮來一股風,空中黑沙狂卷,讓人睜不開眼。無奈,他們隻好閉了眼和嘴,等風過去再邁步。當他們重新睜開眼睛的時候,就看見對麵全是眼睛。那些受夠了饑餓的眼睛發著綠光,緊盯著他們肩上的麻袋。

令文朝榮惱火的是,其中有一雙眼睛竟然是他大兒子文正全的。“你來幹啥?”他問兒子。兒子揚揚手中的空口袋,沒有說什麼。他想,他來幹啥還用說嗎?文朝榮沉聲嗬斥說:“回去!”文正全一扭頭回了,他走得很失望還很委屈。

這裏正發糧,妻子李明芝又來了。大兒子拿回去的空口袋又被她拿回來了,在她手上被甩得像水袖似的。她還遠遠的,文朝榮就把眼睛瞪過去了。但他沒像對兒子那樣用大嗓門兒,他放下手上的活趕過去,把她攔在了分糧人群的外麵。看上去,他似乎害怕李明芝會動武搶糧。

“我們家沒有。”他壓著嗓門兒對她說。

“我們家一樣沒糧了,你曉得的。”李明芝說。

“但我們家沒有救濟糧。”文朝榮說。

“娃兒們一樣的吃菜團子吃夠了,想吃點兒抵餓的。”李明芝說。她顯得非常耐心,她不是那種喜歡吵架的人,況且她身上還具備了一個中國農村婦女應有盡有的傳統美德,比如忍氣吞聲,比如逆來順受。可文朝榮並沒有因此而做什麼妥協,他屬於那種軟硬都不吃的人。他說:“有菜團子吃就先吃著,沒有了再說。”李明芝站著不動,她不甘心就這麼放棄,她希望文朝榮改變主意。她那張滿月似的臉龐已經過早地爬滿了皺紋,現在,因為吃久了菜團子,她的眼眸也過早地變得有些呆滯了。文朝榮當然也不是鐵石心腸,他如果不為所動,那也一定是因為羞愧。別人可以不以吃救濟糧為恥,因為他們是普通村民,可他是村支書,他要是也心安理得地接受救濟糧,那就羞死先人了。

所以,李明芝等到的,自然還是那句話:“趕緊回去,別站在這裏丟人。”

李明芝自認為是理解文朝榮的。他的羞之所以多於別人,無非因為他是村幹部,而別人不是。所以她沉聲提醒文朝榮:“王學方家都有。”文朝榮沉聲吼回去:“他是他,我是我!”李明芝說:“人家也是村幹部,也是黨員。”文朝榮說:“我跟你說了,他是他我是我!”

他不講道理,李明芝就隻好空手而回了。她除了在這裏收獲了滿心的失望,別的什麼也沒有。前兩次,文朝榮將自家那份救濟糧分給了別人,她什麼也沒說。不說並不等於她就沒有生氣,那份糧食除了叫救濟糧以外,它還叫“救命糧”。他們膝下有五個兒女,還一個個都不小。大兒子二兒子都成人了,飯量大;其餘的正吃長飯,飯量也不小。作為一個村支書,文朝榮以讓海雀村人吃救濟糧為恥;作為一個母親,不能讓自己的兒女吃飽飯,她同樣萬分愧疚。既然這個矛盾沒法以文朝榮的妥協來解決,她就隻好自己選擇妥協。然而這一次,她想選擇一個更極端的妥協方式,她起了死的心。她想,一個連兒女的肚子都喂不飽的母親,也沒臉活著。

她一回到家就直奔床下那瓶“敵敵畏”。幸好大兒子感覺母親神色不對,多了個心眼兒。母親從來沒有過那種神情,正是那種前所未有讓大兒子感到了不祥。他在母親進屋後也躊躇著跟了進去,但就因為他遲疑了那麼一會兒,他進去的時候,他母親已經喝下了半瓶“敵敵畏”。好在他機敏,剩下的半瓶給他奪下了。他還沒給嚇傻,情急之下想到了雞毛。他隨地撿起一片雞毛硬塞進母親的喉嚨,母親就把喝下去那半瓶農藥吐出來了。總算是有驚無險,文朝榮得知這個情況匆匆跑回來的時候,李明芝已經吐空了胃,被孩子們扶到床上躺下了。兒子們默默垂著頭,姑娘們哭得嗚嗚哇哇。

李明芝閉著眼。她不想理他。

文朝榮沒有吱聲。他給嚇得不輕,臉白蠟白蠟的。

也就是那一刻,他一生中最具標誌性的第一張臉譜便成了形,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都隻能看到他這樣的一張臉:臉上所有的皺紋都朝著眉心的地方擠,在那個地方生生地擠出一個“愁”字。

那時候已經是傍晚了,他從屋裏出來就上了山。那天是個陰天,沒有落日的景觀。海雀地處烏蒙山脈的脊梁之上,海拔兩千多米。風每一次經過,都將刮走海雀一層皮膚。山頂是越來越光禿了,用指甲摳,就能摳到海雀的骨頭。文朝榮上到山頂的時候天還沒完全黑下來,他在那裏坐下來,還能看清他的村莊:那些後來被人拍成照片,當成宣傳片甚至作為藝術品去參展的杈杈房,那些終於有了糧食氣味的炊煙。他們領回的救濟糧給這個村莊帶來了生氣,因為今晚可以吃上飯,孩子們都興致很高地打鬧著。不知是誰踢著了雞,雞大驚小怪尖叫。還有一群黑羊正在回家,那是王小貓的……

可是就在剛才,他家差一點兒出了人命。

如果此時坐在烏蒙山梁上的這位彝家漢子,內心也有該有的柔軟的話,那李明芝便是最柔軟的那一塊。李明芝嫁給他的時候可是遠近聞名的漂亮,可他娶她的時候,彩禮僅僅是幾尺平紗。跟他這些年,沒過過一天好日子,倒是把三輩子的勞累都在這一輩子承擔了。但就是剛才,她差一點兒就沒了。她從來沒在他跟前表示過活夠了,她甚至從來都沒跟他叫過累。今天,因為救濟糧,因為他們各自揣在心中的那分羞愧,她竟然選擇了絕路。如果今天她死成了,那他文朝榮對得起誰呀?是對得起自己還是對得起李明芝呀……一陣酸楚從心口漫上頭頂,他的眼窩子給頂得生痛。風就在這個時候刮了過來。海雀的風出了名的狂,任何時候吹起來都“嗚嗷嗚嗷”如獸嘯。天已經黑盡了,看不見影的泥沙打得他的臉生痛。他閉著眼摸著身邊的地,那瘦得隻剩下骨頭的地。他抓了一把泥沙在手裏,他不希望它們跟風一起離去,他想留住它們。

土地被交到農民手上,原是因為他們可以撫育土地,他們養牛養馬養豬養羊養貓養狗,也養土地。但海雀的農民,卻養不活地。一個連地都養不活的農民,算什麼農民呢?可難道這能怪他們嗎?難道他們沒有付出辛苦沒有付出感情嗎?他們每天守著它們撫摸著它們,他們把別的農民能給予土地的尊重全部給了它們,該下種時下種,該施肥時施肥。因為他們的土地天生貧弱,他們甚至比別人給得更多,愛護得也更多。可是,他們的土地還是永遠那麼弱不禁風,越來越瘦骨如柴。種子下到地裏,從發芽開始就營養不良,整個季節裏,你都能聽到莊稼生長時的痛苦呻喚,它們拚盡老命結出的糧食,卻沒法讓農民們果腹。你們見過老鼠偷吃包穀棒子的時候下跪嗎?海雀的老鼠就是這樣的。這可並不代表海雀的老鼠有多虔誠有多感恩,跟“羊有跪乳之恩”無關。惟一代表的,是海雀的包穀苗太矮小。這可不能怪包穀苗不成器,它們努力了。要怪隻能怪土地,它們太貧瘠了。

你能指望一具皮包骨頭的身體長出好頭發嗎?

正如我們守著自己母親貧如石漠的胸脯嗷嗷待哺時的心境一樣,海雀的農民,每天都在為自己向這樣的土地索取感到負疚。可為了活著,又不得不同它們相依為命。後來,海雀這樣的地方被認為是“不適合人居的地方”,那隻是一個結論,是一個旁觀者的結論。而海雀人,卻在經驗,一直在經驗。海雀的地養不活海雀人,海雀人養不活海雀的地,但他們卻誰也離不開誰。當一夜風雨,海雀人醒來的第一個牽掛就是土地,是地裏的泥又被帶走了多少。可他們能做什麼啊?他們能讓老天爺不刮風不下雨嗎?他們能讓泥不跟風跑不跟雨水逃走嗎?地在海雀沒有活著的尊嚴,莊稼在海雀也沒有活著的尊嚴,那麼人呢?人有嗎?

他們認為,人也沒有。

尤其文朝榮,當海雀村民到了20世紀80年代還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時候,他認為“尊嚴”這個詞彙,簡直是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