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這些人，對清代總有一種複雜的情感阻隔。記得很小的時候，曆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時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年邁的老師一哭，孩子們也跟著哭。清代曆史，是小學中唯一用眼淚浸潤的課程。從小種下的怨恨，很難化解得開。
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種曆史情緒有了一種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學的同學全是漢族，沒有滿族，因此很容易在課堂裏獲得一種共同語言。好像漢族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主宰，你滿族為什麼要來搶奪呢？搶奪去了能夠弄好倒也罷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後幾乎讓外國人給瓜分了。於是，在閃閃淚光中，我們懂得了什麼是漢奸，什麼是賣國賊，什麼是民族大義，什麼是氣節。我們似乎也知道了中國之所以落後於世界列強，關鍵就在於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們重新點燃漢人對滿清的仇恨，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又是多麼有必要，多麼讓人解氣。清朝終於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國人心裏，它仍然是一種冤孽般的存在。
年長以後，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因為無數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正。我們缺少人類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啟蒙，因此這些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大多是從封建正統觀念逐漸引申出來的，帶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統論，劉漢、李唐、趙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傳代係列中所出現的繼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財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覦，即便有一千條一萬條道理，也站不住腳，真偽、正邪、忠奸全由此劃分。由姓氏正統論擴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統論。這種觀念要比姓氏正統論複雜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闖將們與封建主義的姓氏正統論勢不兩立，卻也需要大聲宣揚民族正統論，便是例證。民族正統論涉及到幾乎一切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許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個在今後仍然要不斷爭論的麻煩問題，在這兒請允許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僅僅是這樣一點：滿族是中國的滿族，清朝的曆史是中國曆史的一部分；統觀全部中國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總體上還算比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說是中國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與唐太宗李世民一樣使我這個現代漢族中國人感到驕傲。
既然說到了唐太宗，我們又不能不指出，據現代曆史學家考證，他更可能是鮮卑族而不是漢族之後。
如果說先後在巨大的社會災難中迅速開創了“貞觀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兩位中國曆史上最傑出帝王都不是漢族，如果我們還願意想一想那位至今還在被全世界曆史學家驚歎的建立了赫赫武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麼我們的中華曆史觀一定會比小學裏的曆史課開闊得多，放達得多。
漢族當然非常偉大，漢族當然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淩，當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難時當然要挺身而出進行無畏的抗爭，為了個人的私利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當然要受到永久的唾棄，這些都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不能由此而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把中華曆史的正義、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漢族一邊。與其他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汙濁、昏聵和醜惡，它的統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曆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賤而品格高潔，在清兵浩蕩南下、大明江山風雨飄搖時節保持著多大的民族氣節！但是，她萬萬沒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戀人侯朝宗為抗清扶明不惜赴湯蹈火、奔走呼號的時候，恰恰正是苟延殘喘而仍然荒淫無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踐了他們。那個在當時當地看來既是明朝也是漢族的最後代表的弘光政權，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們的忠君淚、報國心，而隻要她們作為一個女人最可憐的色相。李香君真想與戀人一起為大明捐軀流血，但叫她惡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來強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濺紙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這樣的朝廷就讓它去了吧，長歎一聲，氣節、操守、抗爭、奔走，全都成了荒誕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後裔，連他，也對曆史轉捩時期那種盲目的正統觀念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他把這種懷疑，轉化成了筆底的滅寂和蒼涼。
對李香君和侯朝宗來說，明末的一切，看夠了，清代會怎麼樣呢，不想看了。文學作品總要結束，但曆史還在往前走，事實上，清代還是很可看看的。
為此，我要寫寫承德的避暑山莊。清代的史料成捆成紮，把這些留給曆史學家吧，我們，隻要輕手輕腳地繞到這個消夏的別墅裏去偷看幾眼也就夠了。這種偷看其實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從小埋下的曆史情緒和民族情緒，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
二
承德的避暑山莊是清代皇家園林，又稱熱河行宮、承德離宮，雖然聞名史冊，但久為禁苑，又地處塞外，曆來光顧的人不多，直到這幾年才被旅遊者攪得有點熱鬧。我原先並不知道能在那裏獲得一點什麼，隻是今年夏天中央電視台在承德組織了一次國內優秀電視編劇和導演的聚會，要我給他們講點課，就被他們接去了。住所正在避暑山莊的背後，剛到那天的薄暮時分，我獨個兒走出住所大門，對著眼前黑黝黝的山嶺發呆。查過地圖，這山嶺便是避暑山莊北部的最後屏障，就像一張羅圈椅的椅背。在這張羅圈椅上，休息過一個疲憊的王朝。奇怪的是，整個中華版圖都已歸屬了這個王朝，為什麼還要把這張休息的羅圈椅放到長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們在這張椅子上麵南而坐的時候都在想一些什麼呢？月亮升起來了，眼前的山壁顯得更加巍然愴然。北京的故宮把幾個不同的朝代混雜在一起，誰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這裏，遠遠的，靜靜的，純純的，悄悄的，躲開了中原王氣，藏下了一個不羼雜的清代。它實在對我產生了一種巨大的誘惑，於是匆匆講完幾次課，便一頭埋到了山莊裏邊。
山莊很大，本來覺得北京的頤和園已經大得令人咋舌了，它竟比頤和園還大整整一倍，據說裝下八九個北海公園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不出國內還有哪個古典園林能望其項背。山莊外麵還有一圈被稱之為“外八廟”的寺廟群，這暫不去說它，光說山莊裏麵，除了前半部有層層疊疊的宮殿外，主要是開闊的湖區、平原區和山區。尤其是山區，幾乎占了整個山莊的八成左右，這讓遊慣了別的園林的人很不習慣。園林是用來休閑的，何況是皇家園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適，有的也會堆幾座小山裝點一下，哪有像這兒的，硬是圈進莽莽蒼蒼一大片真正的山嶺來消遣？這個格局，包含著一種需要我們抬頭仰望、低頭思索的審美觀念和人生觀念。
山莊裏有很多楹聯和石碑，上麵的文字大多由皇帝們親自撰寫，他們當然想不到多少年後會有我們這些陌生人闖入他們的私家園林，來讀這些文字，這些文字是寫給他們後輩繼承人看的。朝廷給別人看的東西很多，有大量刻印廣頒的官樣文章，而寫在這裏的文字，盡管有時也咬文嚼字，但總的說來是說給兒孫們聽的體己話，比較真實可信。我踏著青苔和蔓草，辨識和解讀著一切能找到的文字，連藏在山間樹林中的石碑都不放過，讀完一篇，便舒鬆開筋骨四周看看。一路走去，終於可以有把握地說，山莊的營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強健。
首先是康熙，山莊正宮午門上懸掛著的“避暑山莊”四個字就是他寫的，這四個漢字寫得很好，撇捺間透露出一個勝利者的從容和安詳，可以想見他首次踏進山莊時的步履也是這樣的。他一定會這樣，因為他是走了一條艱難而又成功的長途才走進山莊的，到這裏來喘口氣，應該。
他一生的艱難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輩本來已經給他打下了一個很完整的華夏江山，他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年輕輕一個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遼闊的疆土、如此興盛的運勢前做些什麼呢？他稚氣未脫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兩個龐然大物，一個是朝廷中最有權勢的輔政大臣鼇拜，一個是自恃當初做漢奸領清兵入關有功、擁兵自重於南方的吳三桂。平心而論，對於這樣與自己的祖輩、父輩都有密切關係的重要政治勢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必下得了決心去動手，但康熙卻向他們、也向自己挑戰了，十六歲上幹脆利落地除了鼇拜集團，二十歲開始向吳三桂開戰，花八年時間的征戰取得徹底勝利。他等於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從一個繼承者變成了創業者。他成熟了，眼前幾乎已經找不到什麼對手，但他還是經常騎著馬，在中國北方的山林草澤間徘徊，這是他祖輩崛起的所在，他在尋找著自己的生命和事業的依托點。
他每次都要經過長城，長城多年失修，已經破敗。對著這堵受到曆代帝王切切關心的城牆，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輩是破長城進來的，沒有吳三桂也絕對進得了，那麼長城究竟有什麼用呢？堂堂一個朝廷，難道就靠這些磚塊去保衛？但是如果沒有長城，我們的防線又在哪裏呢？他思考的結果，可以從一六九一年他的一份上諭中看出個大概。那年五月，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諭是：
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誌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裏，養兵幾何方能分守？
說得實在是很有道理。我對埋在我們民族心底的“長城情結”一直不敢恭維，讀了康熙這段話，簡直是找到了一個遠年知音。由於康熙這樣說，清代成了中國古代基本上不修長城的一個朝代，對此我也覺得不無痛快。當然，我們今天從保護文物的意義上去修理長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隻要不把長城永遠作為中華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
康熙希望能築起一座無形的長城。“修德安民”雲雲說得過於堂皇而蹈空，實際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王公大臣、各級官兵一萬餘人去進行大規模的“圍獵”，實際上是一種聲勢浩大的軍事演習，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們保持住勇猛、強悍的人生風範，又可順便對北方邊境起一個威懾作用。“木蘭圍場”既然設在長城之外的邊遠地帶，離北京就很有一點距離，如此眾多的朝廷要員前去秋獵，當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宮，而熱河行宮，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軟的一手是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種常來常往的友好關係，他們的首領不必長途進京也有與清廷彼此交誼的機會和場所，而且還為他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了。總之，軟硬兩手最後都彙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裏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於此。把複雜的政治目的和軍事意義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園林和寺廟，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禱，軍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樣煙水蔥蘢、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們甚至連可以疑惑的痕跡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