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一頁頁陳年的賬單報表間，我很難把他們切實抓住。能夠有把握作出判斷的隻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於自然條件優越，又不是由於祖輩的世襲遺贈。他們無一不是經曆過一場超越環境、超越家世的嚴酷搏鬥，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遙、祁縣、太穀一帶，自然條件並不好，也沒有太多的物產。查一查地圖就知道，它們其實離我們的大寨並不遠。經商的洪流從這裏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於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
萬曆《汾州府誌》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耕織少。”
乾隆《太穀縣誌》卷三說太穀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穀，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裏，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了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記述，我不禁對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來。家鄉那麼貧困那麼擁擠，怎麼辦呢？可以你爭我奪、蠅營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饑挨餓，可以埋首終身、聊以口，當然，也可以破門入戶、搶掠造反，——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曆史觀，過去的一切貧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稱頌的道路隻有讓所有的農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這幾個縣，竟然有這麼多農民做出了完全不同於以上任何一條道路的選擇，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權欲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願意傾軋鄉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願意將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他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地，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他們幾乎都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古代和現代的人生哲學和曆史觀念，提供了一些不能忽視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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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口外，為數不小的駐防軍隊需要糧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種；耕種者、軍人和蒙古遊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著一支民間貿易隊伍；塞北的毛皮、呢絨原料是內地貴胄之家的必需品，為商販們留出了很多機會；商事往返的頻繁又呼喚著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的出現……總而言之，隻要敢於走出去悉心尋求、刻苦努力，口外確實能創造出一塊生氣勃勃的生命空間。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於是我們在本文開頭提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村口、路邊：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著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話兒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馬多來解憂愁。
緊緊拉著哥哥的手，
汪汪淚水撲瀝瀝地流。
隻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隻盼哥哥早回家門口。
…………
我懷疑我們以前對這首民歌的理解過於浮淺了。我懷疑我們直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憐憫、同情的目光去俯視這一對對年輕夫妻的哀傷離別。聽聽這些多情的歌詞就可明白，遠行的男子在家鄉並不孤苦伶仃，他們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強烈的愛戀，都有一個足可生死與之的伴侶，他們本可過一種艱辛卻很溫馨的日子了此一生的，但他們還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門，而他們的戀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綿綿的戀情從小屋裏釋放出來，交付給朔北大漠。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還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邊滴下的眼淚，為山西終成“海內最富”的局麵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隊伍中，正擠著一個來自祁縣喬家堡村的貧苦青年農民，他叫喬貴發，來到口外一家小當鋪裏當了夥計。就是這個青年農民，開創了喬家大院的最初家業。喬貴發和他後代的奮鬥並不僅僅發達了一個家族，他們所開設的“複盛公”商號，奠定了整整一個包頭市的商業基礎，以至出現了這樣一句廣泛流傳的民諺：“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誰能想到，那一個個擦一把眼淚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農民，竟然有可能成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種宏偉的文明的締造者！因此，當我看到山西電視台拍攝的專題片《走西口》以大氣磅礴的交響樂來演奏這首民歌時，不禁熱淚盈眶。
山西人經商當然不僅僅是走西口，到後來，他們東南西北幾乎無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闖蕩全中國，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顛簸在漫漫長途中。當時交通落後、郵遞不便，其間的辛勞和酸楚也實在是說不完、道不盡的。一個成功者背後隱藏著無數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財富積累後麵，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黃鑒暉先生曾經根據史料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心酸故事——
臨汾縣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麵，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麵經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陝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整整找了三年，最後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從未見麵的父親；
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訊。小兒子張廷楌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誰也沒有找到，自己的盤纏卻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時遇見一個農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訴他，父親的消息已經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
交城縣徐學顏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餘年杳無音訊徐學顏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才遇到一個鄉親，鄉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
…………
不難想象，這一類事實的故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講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闖全國的山西商人，心頭都埋藏著無數這樣的故事。於是，年輕戀人的歌聲更加淒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被那麼多失敗者的故事重壓著，被戀人淒楚的歌聲拖牽著，山西商人卻越走越遠，他們要走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故事，他們邁出的步伐，既悲愴又沉靜。
四
義無返顧的出發，並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與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這種素質，特別適合於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為商業人格。我接觸的材料不多，隻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麵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於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對安徽也一直有誤會，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貧困省份，容以後有機會專門說說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後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為難、進退維穀。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疏的朱批）。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裏，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麵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這是何等的眼光。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諸商業中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著急，隻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的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製。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著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麵上有缺漏，不管這些塊麵處地多遠，原先與自己有沒有關係。人們可以稱讚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於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係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命脈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這種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深厚蘊藏、表裏山河的自然陶冶有關，我們隻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麵，往往出自於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隻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係統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襯。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裏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出，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它象征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很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商業行為上也特別講究信譽，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彙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號，怎麼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餘年的信任呢？如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業並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製和監督機製，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製，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托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而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商業同行互相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中國思想史上曆時千年的“義利之辯”（例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隻要經商必然見利忘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嚴於管理。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麵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的放縱習氣，而是加緊製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利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我曾恭敬地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而其中像日陞昌票號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曆史地來看，他們製訂和執行的許多規則，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內部機製上改變了一般的雇傭關係，把財東和總經理的關係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財東老板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隨便地頤指氣使；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數字不小的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布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進一步製訂分號向總號和其他分號的報賬規則、分號職工的書信、彙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必為已有產業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幾個方麵，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商業人格？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麵，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像樣地做成了大生意，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