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著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也許與那首動人的民歌《走西口》有關吧，《走西口》山西、陝西都唱，大體是指離開家鄉到“口外”去謀生，如果日子過得下去，為什麼要一把眼淚一把哀歎地背井離鄉呢？也許還受到了趙樹理和其他被稱之為“山藥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們對山西人民貧窮和反抗的描寫，以一種樸素的感性力量讓人難以忘懷。當然，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山西東部那個叫作大寨的著名村莊，它一度被當作中國農村的縮影，那是過分了，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它作為山西的縮影卻是毋庸置疑的。滿臉的皺紋、沉重的钁頭，貧瘠的山頭上開出了整齊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種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艱苦連接著最低的消費，憨厚的大寨人沒有怨言，他們無法想象除了反複折騰腳下的泥土外還有什麼其他過日子的方式，而對這些幹燥灰黃的泥土又能有什麼過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資格去輕薄地嘲笑這些天底下最老實、最忠厚的農民。但是，當這個山村突然成了全國朝拜的對象，不遠千裏而來的參觀學習隊伍浩浩蕩蕩地擠滿山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在形式主義的大熱鬧背後去尋找某種深層的蘊含了。如果說是在提倡艱苦奮鬥、自力更生，那麼當時的中國有哪個農村不是這樣的呢，何必辛辛苦苦走到這裏來看？我覺得，大寨的走紅，是因為它的生態方式不經意地碰撞到了當時不少人心中一種微妙的尺度。大家並不喜歡貧困，卻又十分擔心富裕。大家花費幾十年時間參與過的那場社會革命，是以改變貧困為號召的，改變貧困的革命方法是剝奪富裕，為了說明這種剝奪的合理性，又必須在邏輯上把富裕和罪惡劃上等號。結果，既要改變貧困又不敢問津貧困的反麵，隻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別，以整齊劃一的艱苦勞動維持住整齊劃一的艱苦生活。因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貧困的感受，與以前更貧困的日子相比還能獲得某種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滅了貧困；消滅了貧困又沒有讓革命被富裕所腐蝕，不追求富裕卻又用艱苦奮鬥想象著一個朦朧的遠景，這就是人們在這個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廣價值的尺度。
當然，一種封閉環境裏的心理感受，一種經過著力誇張的精神激情，畢竟無法掩蓋事實上的貧困。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們看到了一切，眼圈發紅，半是感動半是同情。在當時，大寨的名聲比山西還響，山西隻是大寨的陪襯，陪襯出來的是一個同樣的命題：感人的艱苦，驚人的貧困。直到今天，人們可以淡忘大寨，卻很難磨去這一有關山西的命題。
但是，這一命題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專心致誌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裏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穀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隻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天文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布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麵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貿易的發達、豪富人家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裏萬裏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勒索。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一八二二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人員和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區的人民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為有產，無業變為有業。他覺得內地隻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一是江浙一帶，那裏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一〇六頁）
龔自珍這裏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他們都會因“海內最富”而不願遷徙，龔自珍覺得天經地義。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見所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例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歎不已。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台和演出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跡，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裏找到了。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姐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靄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穀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靄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裏，孔祥熙則騎著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穀，所以這裏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靄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著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曆史的無知。唯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誤解容易消除，原因卻深可玩味。我一直認為，這裏包含著我和我的同輩人在社會經濟觀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頗，亟須從根子上進行彌補和矯正。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著一次山西之行。記得在複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學校演講時總有學生問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課題是什麼，我總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與接待我的主人、山西電視台台長陸嘉生先生和該台的文藝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遊覽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頭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著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鑒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包羅著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裏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資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穀，其中又以平遙為最。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著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向導應該是我，原因隻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連“向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彙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陞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裏程碑的所在。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麵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日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著金錢馱載著風險馱載著驕傲，馱載著九州的風俗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陞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陞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占用著，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對聯還靜靜地懸掛著。我站在這個院子裏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專業化、網絡化的貨幣彙兌機製，南北大地終於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陞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著近似於日陞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係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適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平心而論，今天的平遙縣城也不算蕭條，但有不少是在莊嚴沉靜的古典建築外部添飾一些五顏六色的現代招牌，與古典建築的原先主人相比，顯得有點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複平遙西大街的原貌。現在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條街”、“宋代一條街”之類，那大多是根據曆史記載和想象在依稀遺跡間的重起爐灶，看多了總不大是味道；平遙西大街的恢複就不必如此，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隻要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曆史厚度的老街，靜靜地展示出山西人上一世紀的自豪。
平遙西大街是當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場所，那他們的生活場所又是怎麼樣的呢？離開平遙後我們來到了祁縣的喬家大院，一踏進大門就立即理解了當年宋靄齡女士在長途旅行後大吃一驚的原因。與我們同行的歌唱家單秀榮女士說：“到這裏我才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富貴。”其實單秀榮女士長期居住在北京，見過很多世麵，並不孤陋寡聞。就我而言，全國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見得多了，但一進這個宅院，記憶中的諸多名園便立即顯得過於柔雅小氣。進門一條氣勢宏偉的甬道把整個住宅劃分成好些個獨立的世界，而每個世界都是中國古典建築學中歎為觀止的一流構建。張藝謀在這裏拍攝了傑出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那隻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實上，喬家大院真正的主人並不是過著影片中那種封閉生活，你隻要在這個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強烈地領略到一種心胸開闊、敢於馳騁華夏大地的豪邁氣概。萬裏馳騁收斂成一個宅院，宅院的無數飛簷又指向著無邊無際的雲天。鍾鳴鼎食的巨室不是像榮國府那樣靠著先祖庇蔭而碌碌無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著不斷的創業實現著巨大的資金積累和財富滾動。因此，這個宅院沒有像其他遠年宅院那樣傳遞給我們種種避世感、腐朽感或詭秘感，而是處處呈現出一種心態從容的中國一代巨商的人生風采。
喬家大院吸引著很多現代遊客，人們來參觀建築，更是來領略這種逝去已久的人生風采。喬家的後人海內外多有散落，他們，是否對前輩的風采也有點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覺到，喬家大院周圍的喬氏後裔，與他們的前輩已經是山高水遠。大院打掃得很幹淨，每一進院落的冷僻處都標注著“衛生包幹”的名單，一一看去，大多姓喬，後輩們是前輩宅院的忠實清掃者；至於宅院的大牆之外，無數稱之為“喬家”的小店鋪、小攤販鱗次櫛比，在巨商的腳下做著最小的買賣。
喬家，隻是當年眾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罷了。其他商家的後人又怎麼樣了呢？他們能約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風采嗎？
其實，這是一個超越家族範疇的共同曆史課題。這些年來，連我這個江南人也經常懸想：創建了“海內最富”奇跡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走進曆史又從曆史中消失的呢？我隻有在《山西票號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陞昌票號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著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意態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