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時，傳來消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想要登樓看書！這對範家各房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黃宗羲是“吾鄉”餘姚人，與範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照理是嚴禁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範氏各房也早有所聞。盡管當時的信息傳播手段非常落後，但由於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後來宦官集團受審，十九歲的黃宗羲在廷質時竟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餘黨，後又追殺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後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道德溶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曆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淡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於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範氏家族的森嚴規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一六七三年。
出乎意外，範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黃宗羲先生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範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個驗證。他們是藏書家，本身在思想學術界和社會政治領域都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們畢竟為一個人而不是為其他人，交出了他們珍藏嚴守著的全部鑰匙。這裏有選擇，有裁斷，有一個龐大的藏書世家的人格閃耀。黃宗羲先生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打開，一六七三年成為天一閣曆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未廣者編為書目，並另撰《天一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人格連結起來了。
從此以後，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矩，但這條規矩的執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後近二百年的時間內，獲準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十餘名，他們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國文化史的。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於顯現了本身的存在意義，盡管顯現的機會是那樣小。封建家族的血緣繼承關係和社會學術界的整體需求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藏書世家麵臨著無可調和的兩難境地：要麼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麼發揮社會價值而任之耗散。看來像天一閣那樣經過最嚴格的選擇作極有限的開放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是，如此嚴格地在全國學術界進行選擇，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家族的職能範疇了。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這個矛盾的解決才出現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諭旨各省采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六百餘種，其中有九十六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三百七十餘種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並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閣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盡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沒有發還，但在國家級的“百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稱乾隆下令天一閣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藏書的意義最終還是要讓它廣泛流播，“藏”本身不應成為終極目的。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揚，這證明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範欽獲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閣終於走到了中國近代。什麼事情一到中國近代總會變得怪異起來，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曆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牆偷書，然後當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毀。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後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不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一九一四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跡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隻以所帶棗子充饑，東牆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裏。
薛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操作係統，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顯然是受到書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含著某種象征意義。把保護藏書樓的種種措施都想到了家的範欽確實沒有在防盜的問題上多動腦筋，因為這對在當時這樣一個家族的院落來說構不成一種重大威脅。但是，這正像範欽想象不到會有一個近代降臨，想象不到近代市場上那些商人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會采取什麼手段。一架架的書櫥空了，錢繡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隻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麵。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並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保存於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裏。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裏汲取過營養。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毀於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這當然更不是數百年前的範欽先生所能預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終於失效。
六
然而毫無疑問，範欽和他後代的文化良知在現代並沒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張元濟先生外，還有大量的熱心人想努力保護好天一閣這座“危樓”，使它不要全然成為廢墟。這在現代無疑已成為一個社會性的工程，靠著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無濟於事。幸好，本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閣一次次被大規模地修繕和充實著，現在已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人們遊覽寧波時大多要去訪謁的一個處所。天一閣的藏書還有待於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溝通便捷的現代，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書籍的實際內容給社會以知識，而是作為一種古典文化事業的象征存在著，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化保存和流傳的艱辛曆程，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於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聖。
我們這些人，在生命本質上無疑屬於現代文化的創造者，但從遺傳因子上考察又無可逃遁地是民族傳統文化的孑遺，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閣傳代係統的繁衍者，盡管在範氏家族看來隻屬於“他姓”。登天一閣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很少有其他參觀處所能使我像在這裏一樣心情既沉重又寧靜。閣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學家顫巍巍地捧出兩個書函，讓我翻閱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錄，一部上海誌，深深感到，如果沒有這樣的孤本，中國曆史的許多重要側麵將杳無可尋。由此想到，保存這些曆史的天一閣本身的曆史，是否也有待於進一步發掘呢？裴明海先生遞給我一本徐季子、鄭學溥、袁元龍先生寫的《寧波史話》的小冊子，內中有一篇介紹了天一閣的變遷，寫得紮實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實。但在我看來，天一閣的曆史是足以寫一部宏偉的長篇史詩的。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什麼時候能把他們的目光投向這種蒼老的屋宇和庭園呢？什麼時候能把範氏家族和其他許多家族數百年來的靈魂史袒示給現代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