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於那個時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動筆。
豈止不敢動筆，我甚至不敢逼視，不敢諦聽。有時，我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存在過。如果不予懷疑，那麼我就必須懷疑其他許多時代的許多人物。我曾暗自判斷，倘若他們真的存在過，也不能代表中國。但當我每次麵對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讓我們汗顏的篇章時，卻總想把有關他們的那些故事告訴異邦朋友。異邦朋友能真正聽懂這些故事嗎？好像很難，因此也唯有這些故事能代表中國。能代表中國卻又在中國顯得奇罕和落寞，這是他們的毛病還是中國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陣怪異的風，早就吹過去了，卻讓整個大地保留著對它的驚恐和記憶。連曆代語言學家贈送給它的詞彙都少不了一個“風”字：風流、風度、風神、風情、風姿……確實，那是一陣怪異的風。
說到這裏讀者已經明白：我是在講魏晉。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著它，是因為它太傷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個心靈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僅僅是仰望一下，也會對比出我們所習慣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經習慣也就會帶來安定。安安定定地談論著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的各種文化現象似乎已成為我們的職業和使命。有時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再談來談去又有什麼意義？但真要讓我進入一種震驚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齡，畢竟會卻步、遲疑。
半年前與一位研究生閑談，不期然地談到了中國文化中堪稱“風流”的一脈。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種說法：能稱得上真風流的，是“魏晉人物晚唐詩”。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帶的研究生，有好幾位在報考前就是大學教師，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後幾次見麵，魏晉人物就成了一個甩不開的話題。每次談到，心中總有一種異樣的湧動，但每次都談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唐翼明博士賜贈的大作《魏晉清談》，唐先生在書的扉頁上寫道，他在台北讀到我的一本書，“驚喜異常，以為正始之音複聞於今。”唐先生所謂“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晉名士在正始年間的淋漓玄談。唐先生當然是過獎，但我捧著他的題詞不禁呆想：或許不知什麼時候，我們已經與自己所驚恐的對象產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麼，幹脆讓我們稍稍進入一下吧。我在書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輕輕鋪開稿紙。沒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謹過。
二
這是一個真正的亂世。
出現過一批名副其實的鐵血英雄，播揚過一種烈烈揚揚的生命意誌，普及過“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政治邏輯，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懾、崇拜、窺測、興奮而變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們相繼謝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間龍爭虎鬥了大半輩子，他們的年齡大致相仿，因此也總是在差不多的時間離開人間。像驟然掙脫了條條繃緊的繩索，曆史一下子變得輕鬆，卻又劇烈搖晃起來。英雄們留下的激情還在，後代還在，部下還在，親信還在，但統治這一切的巨手卻已在陰暗的墓穴裏枯萎；與此同時，過去被英雄們的偉力所掩蓋和製服著的各種社會力量又猛然湧起，為自己爭奪權利和地位。這兩種力量的衝撞，與過去英雄們的威嚴抗衡相比，低了好幾個社會價值等級，於是，宏謀遠圖不見了，壯麗的鏖戰不見了，曆史的詩情不見了，代之以明爭暗鬥、上下其手、投機取巧，代之以權術、策反、謀害。當初的英雄們也會玩弄這一切，但玩弄僅止於玩弄，他們的奮鬥主題仍然是響亮而富於人格魅力的。當英雄們逝去之後，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題，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麵上來的精神魂魄，進入到一種無序狀態。專製的有序會釀造黑暗，混亂的無序也會釀造黑暗。我們習慣所說的亂世，就是指無序的黑暗。
魏晉，就是這樣一個無序和黑暗的“後英雄時期”。
曹操總算是個強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六十六歲便撒手塵寰。照理，他有二十五個兒子，其中包括才華橫溢的曹丕和曹植，應該可以放心地延續一代代的曹氏基業了，但眾所周知，事情剛到曹丕、曹植兩位親兄弟身上就已經鬧得連旁人看了也十分心酸的地步，哪有更多的力量來對付家族外部的政治對手？沒隔多久，司馬氏集團戰勝了曹氏集團，曹操的功業完全煙飛灰滅。這中間，最可憐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點政治熱情的文人名士了。他們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況這些英雄及他們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識分子，在周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團，等到政治鬥爭一激烈，這些文人名士便紛紛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慘。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在魏晉亂世，文人名士的生命會如此不值錢。思考的結果是：看似不值錢恰恰是因為太值錢。當時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襲了春秋戰國和秦漢以來的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思想，無論在實際的智能水平還是在廣泛的社會聲望上都能有力地輔佐各個政治集團。因此，爭取他們，往往關及政治集團的品位和成敗；殺戮他們，則是因為確確實實地害怕他們，提防他們為其他政治集團效力。
相比之下，當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為知識分子的個體人格形象還比較模糊，而到了魏晉時期被殺的知識分子，無論在哪一個方麵都不一樣了。他們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跡、品格、聲譽，都隨著他們的鮮血，滲入中華大地，滲入文明史冊。文化的慘痛，莫過於此；曆史的恐怖，莫過於此。
何晏，玄學的創始人、哲學家、詩人、謀士，被殺；
張華，政治家、詩人、《博物誌》的作者，被殺；
潘嶽，與陸機齊名的詩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殺；謝靈運，中國古代山水詩的鼻祖，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名句活在人們口邊的橫跨千年的第一流詩人，被殺；
範曄，寫成了煌煌史學巨著《後漢書》的傑出曆史學家，被殺；
…………
這個名單可以開得很長。置他們於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夠解救他們、為他們辯護的人卻一個也找不到。對他們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許有幾天曾成為談資，但濃重的殺氣壓在四周，誰也不敢多談。待到時過境遷，新的紛亂又雜陳在人們眼前，翻舊賬的興趣早已索然。於是，在中國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殺曆來引不起太大的社會波瀾，連後代史冊寫到這些事情時筆調也平靜得如古井靜水。
真正無法平靜的，是血泊邊上低眉躲開的那些僥幸存活的名士。嚇壞了一批，嚇得庸俗了、膽怯了、圓滑了、變節了、噤口了。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從肢體結構到神經係統都是這樣，不能深責；但畢竟還有一些人從驚嚇中回過神來，重新思考哲學、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於是，一種獨特的人生風範，便從黑暗、混亂、血腥的擠壓中飄然而出。
三
當年曹操身邊曾有一個文才很好、深受信用的書記官叫阮瑀，生了個兒子叫阮籍。曹操去世時阮籍正好十歲，因此他注定要麵對“後英雄時期”的亂世，目睹那麼多鮮血和頭顱了。不幸他又充滿了曆史感和文化感，內心會承受多大的磨難，我們無法知道。
我們隻知道，阮籍喜歡一個人駕著木車遊蕩，木車上載著酒，沒有方向地向前行駛。泥路高低不平，木車顛簸著，酒壇搖晃著，他的雙手則抖抖索索地握著韁繩。突然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盡頭。真的沒路了？他啞著嗓子自問，眼淚已奪眶而出。終於，聲聲抽泣變成了號啕大哭，哭夠了，持韁驅車向後轉，另外找路。另外那條路走著走著也到了盡頭，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間誰也沒有聽見，他隻哭給自己聽。
一天，他就這樣信馬由韁地來到了河南滎陽的廣武山，他知道這是楚漢相爭最激烈的地方。山上還有古城遺跡，東城屯過項羽，西城屯過劉邦，中間相隔二百步，還流淌著一條廣武澗。澗水汩汩，城基廢弛，天風浩蕩，落葉滿山，阮籍徘徊良久，歎一聲：“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他的這聲歎息，不知怎麼被傳到了世間。也許那天出行因路途遙遠他破例帶了個同行者？或是他自己在何處記錄了這個感歎？反正這個感歎成了今後千餘年許多既有英雄夢又有寂寞感的曆史人物的共同心聲。直到二十世紀，寂寞的魯迅還引用過，毛澤東讀魯迅書時發現了，也寫進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魯迅憑記憶引用，記錯了兩個字，毛澤東也跟著錯。
遇到的問題是，阮籍的這聲歎息，究竟指向誰？
可能是指劉邦。劉邦在楚漢相爭中勝利了，原因是他的對手項羽並非真英雄。在一個沒有真英雄的時代，隻能讓區區小子成名；
也可能是同時指劉邦、項羽。因為他歎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勝”。劉、項無論勝負都成名了，在他看來，他們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還可能是反過來，他承認劉邦、項羽都是英雄，但他們早已遠去，剩下眼前這些小人徒享虛名。麵對著劉、項遺跡，他悲歎著現世的寥落。好像蘇東坡就是這樣理解的，曾有一個朋友問他，阮籍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中“豎子”是指劉邦嗎？蘇東坡回答說：“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說得通，那麼我們也隻能用比較超拔的態度來對待這句話了。茫茫九州大地，到處都是為爭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瘡痍，但究竟有哪幾個時代出現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沒有英雄，世間又為什麼如此熱鬧？也許，正因為沒有英雄，世間才如此熱鬧的吧？
我相信，廣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厭煩塵囂了。在中國古代，憑吊古跡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曆史和地理的交錯中，雷擊般的生命感悟甚至會使一個人脫胎換骨。那應是黃昏時分吧，離開廣武山之後，阮籍的木車在夕陽衰草間越走越慢，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種沉鬱的氣流湧向喉頭，湧向口腔，他長長一吐，音調渾厚而悠揚。喉音、鼻音翻卷了幾圈，最後把音收在唇齒間，變成一種口哨聲飄灑在山嵐暮靄之間，這口哨聲並不尖利，而是婉轉而高亢。
這也算一種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從別人嘴裏聽到過，好像稱之為“嘯”。嘯不承擔切實的內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隻隨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風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別適合亂世名士。盡情一嘯，什麼也抓不住，但什麼都在裏邊了。這天阮籍在木車中真正體會到了嘯的厚味，美麗而孤寂的心聲在夜氣中回翔。
對阮籍來說，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蘇門山。蘇門山在河南輝縣，當時有一位有名的隱士孫登隱居其間，蘇門山因孫登而著名，而孫登也常被人稱之為蘇門先生。阮籍上山之後，蹲在孫登麵前，詢問他一係列重大的曆史問題和哲學問題，但孫登好像什麼也沒有聽見，一聲不吭，甚至連眼珠也不轉一轉。
阮籍傻傻地看著泥塑木雕般的孫登，突然領悟到自己的重大問題是多麼沒有意思。那就快速斬斷吧，能與眼前這位大師交流的或許是另外一個語彙係統？好像被一種神奇的力量催動著，他緩緩地嘯了起來。嘯完一段，再看孫登，孫登竟笑眯眯地注視著他，說：“再來一遍。”阮籍一聽，連忙站起身來，對著群山雲天，嘯了好久。嘯完回身，孫登又已平靜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經完成了與這位大師的一次交流，此行沒有白來。
阮籍下山了，有點高興又有點茫然。但剛走到半山腰，一種奇跡發生了。如天樂開奏，如梵琴撥響，如百鳳齊鳴，一種難以想象的音樂突然充溢於山野林穀之間。阮籍震驚片刻後立即領悟了，這是孫登大師的嘯聲，如此輝煌和聖潔，把自己的嘯不知比到哪裏去了。但孫登大師顯然不是要與他爭勝，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曆史問題和哲學問題。阮籍仰頭聆聽，直到嘯聲結束。然後急步回家，寫下了一篇《大人先生傳》。
他從孫登身上，知道了什麼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說，“大人”是一種與造物同體、與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繩墨的君子是多麼可笑。天地在不斷變化，君子們究竟能固守住什麼禮法呢？說穿了，躬行禮法而又自以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褲襠縫裏的虱子。爬來爬去都爬不出褲襠縫，還標榜說是循規蹈矩；餓了咬人一口，還自以為找到了什麼風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們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處世行事了。
四
平心而論，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並不險惡，因此，他的奇特舉止也不能算是直接的政治反抗。直接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隻屬於政治範疇，而阮籍似乎執意要在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上鬧出一番新氣象。
政治鬥爭的殘酷性他是親眼目睹了，但在他看來，既然沒有一方是英雄的行為，他也不想去認真地評判誰是誰非。鮮血的教訓，難道一定要用新的鮮血來記述嗎？不，他在一批批認識和不認識的文人名士的新墳叢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極度卑微和極度珍貴，他橫下心來伸出雙手，要以生命的名義索回一點自主和自由。他到過廣武山和蘇門山，看到過廢墟聽到過嘯聲，他已是一個獨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們都說他怪異，但在他眼裏，明明生就了一個大活人卻像虱子一樣活著，才叫真正的怪異，做了虱子還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才是怪異中的怪異。
首先讓人感到怪異的，大概是他對官場的態度。對於曆代中國人來說，垂涎官場、躲避官場、整治官場、對抗官場，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給予官場的卻是一種遊戲般的灑脫，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