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跡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範，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裏，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於外貌和語言，而是由於不能貼合這種上海文明。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即使他們並不一定講上海話。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門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輕工業產品用起來也不錯，上海向國家上繳的資金也極為可觀，可是交朋友卻千萬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會桌上喝不了幾杯酒，與他們治談點什麼卻要多動幾分腦筋，到他們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擁擠不堪又處處講究。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罵的由頭比上麵所說的還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個擾亂了全國的政治惡棍是從上海發跡的，你上海還有什麼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隻在私底下嘀咕一聲：“他們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於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剖視上海人的尷尬，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沉重課題。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彙附近造了一家豪華的國際賓館，叫華亭賓館，這個名字起得不錯，因為上海古名華亭。明代弘治年間的《上海縣誌》稱：
上海縣舊名華亭，在宋時，番商輻輳，乃以鎮名，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華亭東北五鄉，立縣於鎮，隸鬆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華亭人。但是，這與我們所說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幹。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他的墓，離華亭賓館很近。兩相對應，首尾提挈，概括著無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種素質，可在徐光啟身上找到一些蹤影。這位聰明的金山衛秀才，南北遊逛，在廣東遇到了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麼回事。這年他三十四歲，對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並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並不想放棄科舉，四年後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後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結，並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後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曆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癡癡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曆年間，離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二百三十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於處世，並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幾何原本》刊行二十年後，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麼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活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後，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後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彙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彙”。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後由朝廷追封加諡，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並自然而然地彙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拚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態度相當現實的徐光啟是不大考慮自己的“身後事”的，但細說起來，他的身後流澤實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彙成了傳播西方宗教和科學文明的重鎮。著名的交通大學從上一世紀末開始就出現在這裏，複旦大學在遷往江灣之前也一度設在附近的李公祠內。從徐家彙一帶開始，向東延伸出一條淮海路，筆直地劃過上海灘，它曾經是充分呈現西方文明的一道動脈，老上海高層社會的風度，長久地由此散發。因此有人認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個等級，最高一個等級也可名之為徐家彙文明。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風格，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女兒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巨大影響，可看作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三
隻要稍稍具有現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會看中上海。北京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京城：背靠長城，麵南而坐，端肅安穩；上海正相反，它側臉向東，麵對著一個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後，則是一條橫貫九域的萬裏長江。對於一個自足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但對於開放的當代世界而言，它卻俯瞰廣遠，吞吐萬彙、處勢不凡。
如果太平洋對中國沒有多大意義，那麼上海對中國也沒有多大意義。一個關死了的門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會漏進來戶外的勁風，傳進門口的喧囂，擾亂了房主的寧靜。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食，上海又遞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數不清的淡水河網，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們有三山五嶽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個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齡太輕……這個依附著黃河成長起來的民族，要一個躲在海邊的上海作甚？
上海從根子上就與凜然的中華文明不太協調，不太和順。
直到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卷進來，破敗的中國也越來越把更多的賭注投入其間，結果，這兒以極快的速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鬧騰。
徐光啟的後代既有心理準備，又仍然未免吃驚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麵，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湧現；另一方麵，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彙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裏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裏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裏撞合、喧嘩，卷成巨瀾。
麵對這樣一個地方，哪個曆史學家都會頭腦發漲，索解不出一個究竟。你可以說它是近代中華民族恥辱的淵藪，但是，一個已經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終抵拒現代衝撞，就不恥辱了嗎？你又可以說它是對抗著農業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種城市文明會像上海始終深受著弘廣無比的農村力量的覬覦、分解、包圍和籠罩？
總之，它是一個巨大的悖論，當你注視它的惡濁，它會騰起耀眼的光亮，當你膜拜它的偉力，它會轉過身去讓你看一看瘡痍斑斑的後牆。
但是，就在這種悖論結構中，一種與當時整個中國格格不入的生態環境和心理習慣漸漸形成了。本世紀初年，許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緝，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們的庇護地。特別重要的是，對於這種追緝和庇護，封建傳統和西方文明在上海發生了針鋒相對的衝突，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開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國際眼光來看，中國曆代遵行的許多法律原則是多麼顛倒是非、不講道理。就從這一個個哄傳於大街小巷間的實際案例，上海人已經隱隱約約地領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製、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義，對於經不起對比的封建傳統產生了由衷的蔑視。這種蔑視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從實際體察中作出的常識性選擇，因此也就在這座城市中具有極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這一個個案例發生的同時，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牆，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複說明，拆去城牆，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爭論，上海人終於把城牆拆除，成了封建傳統的心理框範特別少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