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曆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地取同一步伐，並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就像巴金《家》裏的覺新，肩上擔子不輕，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鬧騰。陣陣海風在背後吹拂，不管它，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夥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為了更徹底地割斷那段惑人的繁華，大批內地農村的幹部調入上海；為了防範據說會來自太平洋的戰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地山區。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這些年，上海人又開始有點不安穩。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起來了，腰囊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瞪眼看著他們，沒有緊緊跟隨。有點自慚形穢，又沒有完全失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許是一種自慰吧，不妨姑妄聽之。
四
也許上海人的自慰不無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種精神文化特征。單單是經濟流通，遠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築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並存。
在中國，與上海式的寬容相抵觸的是一種與封建統治長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態。即便封建時代過去了，這種心態的改良性遺傳依然散見處處。這種心態延伸到省城、縣城，構成一種幅度廣大的默契。不管過去是什麼性質的洪流起的作用，這種心態在上海被衝刷得比較淡薄。隻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別人的生活方式。比之於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裏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摩擦和爭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寬容並不表現為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質；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近現代寬容觀。承認各種生態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相聞問，比經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為什麼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大一統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為什麼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別人的婆婆媽媽。但即使她們也知道，“管閑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調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幹部，常常會苦惱於如何把“閑事”和“正事”區別開來。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於別人不該管的“閑事”範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體？”（即“關你什麼事？”）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內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麼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一到上海姑娘這裏，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隻說一句“關儂啥體”，截斷全部爭執。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深得上海心態的學者，大多是不願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的。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著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幹嗎要統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過所謂“南北之爭”、“海派京派之爭”，但這種爭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觀點，對於反對者，他們心中回蕩著一個頑皮的聲音：“關儂啥體？”
本於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的科學文化往往具有新鮮性和獨創性；但是，也正是這種觀念的低層次呈現，上海又常常構不成群體性合力，許多可喜的創造和觀念顯得比較單薄。
本於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人有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觀光後寫了一篇文章，說“上海人什麼沒有見過”。誠然，見多識廣導向了冷靜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們習慣於事物的高頻率變更，因此也就領悟到某種相反相成的哲理，變成了逆反性的冷靜。他們求變，又進而把變當作一種自然，善於在急劇變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詫異別人在變更中所處的不同態勢。
根據這種心理定勢，上海人很難在心底長久而又誠懇地服從一個號令，崇拜一個權威。一個外地的權威一到上海，常常會覺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個在外地並不得誌、而自己看著真正覺得舒心的人物。京劇好些名角的開始階段，都是在上海唱紅了的。並不是京劇重鎮的上海，以那麼長的一個時間衛護住了一個奇特的周信芳，這在另一座城市也許有點難於想象。那些想用資曆、排行、派頭來壓一壓上海人的老藝術家，剛到上海沒幾天就受到了報紙的連續批評。對於晉京獲獎之類，上海藝術家大多不感興趣。
五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許是徐光啟的《幾何原本》餘脈尚存，也許是急速變化的周圍現實塑造成了一種本領，上海人曆來比較講究科學實效，看不慣慢吞木訥的傻樣子。
搞科學研究，搞經營貿易，上海人膽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國各單位都會有一些費腦子的麻煩事，一般請上海人來辦較為稱職。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肉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伴陪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願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麼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麼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住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麵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隻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讓人更覺悲哀。公共宿舍裏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於貧困。但是，他們在爭執時嘴上叼著的一支外國名牌香煙，已足可把爭執的費用抵回。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計較，一大半出自對自身精明的衛護和表現。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泄，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泄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鑽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競爭的第一線，他們怎麼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聲名經濟皆受累。他們隻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本來，這樣的頭腦，這一份口才，應出現在與外商談判的唇槍舌劍之間。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裏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隻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活現象迷戀到執著的地步，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文化素養不低，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高層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到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願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於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於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縝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淩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又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於取得的效果。這很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