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比全家先到上海，爸爸想讓我集中一段時間溫課備考。他在江寧路、海防路口找到一所住房，準備今後全家住，當時正由幾個木匠師傅在裝修。
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鄉下天天給鄉親們記工、寫信，根本沒有溫習功課的習慣。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他，他聽了，簡直是五雷轟頂。從前他回鄉探親，隻見媽媽在做那些事。
他突然預感，我這次要考上海的中學有點危險了。
“你媽也真是！”他有點發火。
這小樓有一個陽台，我趴在那裏看著上海的街道景象。後來，怕爸爸在路上看到，就回到屋裏看木匠師傅幹活。隻有聽到爸爸上樓的腳步聲，才把目光回到書本。
這天腳步聲很雜，一看，是姨媽和益勝哥來了，爸爸陪著。
姨媽還是那麼漂亮，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滿眼含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後打開手提包，取出兩支用厚毛巾包著的雪糕，給我一支，給益勝哥一支。
按照農村的眼光，蓋被子是為了保暖，把雪糕包裹在厚毛巾裏不是更容易溶化了嗎？後來才知，厚毛巾本身不產生熱量，它的作用隻是隔離，把炎熱和雪糕隔開。但在當時，我隻覺得姨媽像魔術師一般不可理解。
還有一點不可理解的是，益勝哥跟在她身邊，她買了雪糕為什麼不立即讓他吃，卻把他的那一支也一起包在厚毛巾裏帶到這裏來呢？
後來才知，這是上海規矩。出於對我這個小孩子的禮貌，應該讓益勝哥陪我吃，而不是看我吃。
但我又抬起頭來看姨媽和爸爸：他們為什麼沒有？我該不該推讓給大人？這好像是祖母和媽媽對我的教育。
姨媽立即看懂了我的眼神，笑著抬了抬下巴，鼓勵我吃，也不說什麼。原來，在上海的高層社會看來，雪糕、棒冰之類不屬於正式冷飲，而屬於“零食”範疇，大人一般不與小孩一起吃，更不會兩個大人與小孩一起吃。什麼是可以一起吃的正式冷飲呢？那就是一碟碟可以分開來的冰淇淋，或者一碗碗可以舀開來的冰鎮綠豆湯。
更麻煩的是，這些道理不能講，隻能彼此領會。講破就俗了，因此姨媽也隻是向我笑著抬了抬下巴而已。
這便是一個農村小孩子到上海要麵對的一切。
在我吃雪糕的當兒，姨媽在查看我這個小小的溫課環境，爸爸跟在她後麵。
終於，姨媽轉身作出了一個總體判斷：“不行！這是讓孩子住監獄！搬到我家去住。為什麼一定要趕在今年考？急急忙忙考得上嗎？溫課一年，兩年也行，後年與益勝一起考。”益勝哥雖然比我大一歲，但比我低兩級。這是因為我在鄉下四歲上學，不符合正常的小學入學年齡。
要我在家溫課一年到兩年再考中學？這是我萬萬不能接受的，因此立即說明，住在這裏非常舒服。爸爸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又用手勢阻止我，怕我講過分了，讓姨媽難堪。
姨媽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我拉到她跟前，換了一種非常溫和的語氣說：“你要有思想準備。雖然都一樣叫小學、中學，上海與農村的距離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個地區與一個地區，一所學校與一所學校，差別也非常大。你看益勝，天天那麼用功，就想轉一所區裏的重點小學，幾年都沒成功。你今年先考著試試也可以，我先幫你打聽打聽，找一所錄取線最低的中學……”
我知道姨媽為我好，但我從小聽不得窩囊話。聽到“錄取線最低”之類就受不住了，抬頭看爸爸。
爸爸顯然也有點不高興，特別是姨媽說“我先幫你打聽打聽”這樣的話，好像他做父親的在這件事上什麼也沒做過。他便對姨媽說：“已經找了一所中學。”
“在哪個地區？”姨媽問。中學數量太多，校名說不過來，隻能問地區。
“玉佛寺北邊。”爸爸說。
“哦，那是藥水弄了。”姨媽理解地點頭。藥水弄是當時上海生活層次最低的棚戶區，可以想象那個地區中學的質量。
“離藥水弄還遠，是重點中學。”老實的爸爸也開始話中有話。
“區重點？”姨媽非常驚訝。
“市重點。”爸爸平靜地說：“去年大學錄取率是全市前三名，與上海中學和淞江二中並列，但那兩個中學太遠。”
其實爸爸當時對我並沒有把握，但偏偏要在姨媽麵前表現出他這個平時訥訥寡言的妹夫也會做一些大事，而且做得不露聲色。
姨媽一聽，知道爸爸今天與她有點頂上了，便笑一笑，低頭問我：“敢去考嗎？”
我說：“敢。反正高的低的都沒有把握，一樣。”
姨媽抬頭對爸爸說：“這不是小事，等他媽來了再仔細商量吧。這兩天秋雨不去我們家啦？”
爸爸說：“等考過以後吧，怕去了你太客氣，他反而不專心了。”
姨媽說：“這倒也是。益勝天天在邊上，隻顧玩了。”
看得出來，姨媽開始變得有點氣餒，這是以前很少從她身上看到的。我後來想，這是爸爸和我一唱一和地高談重點中學的結果，而姨媽背後，又有一個益勝哥。
爸爸很快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姨媽和益勝哥走後，他一直在嘮叨，好像是說給我聽，又好像是自言自語：“以前總是你姨媽好勝，今天連我也好勝了，這實在不太好。……一個人有孩子在旁邊就會好勝，為孩子好勝……”
我問爸爸：“姨媽要我到她家裏去住，她家什麼樣？很大嗎？”
爸爸說：“姨媽完全是為你好，為我們家好。她很苦，再過幾年你就知道了。”
其實哪裏需要幾年？媽媽到上海後當然要去姨媽家，回來悄悄給祖母說了很多，祖母一直歎氣。幾個舅舅來我家也會輕聲與我爸爸媽媽說起姨媽的情況，然後一起作一些討論。這一切，當然瞞不住我們小孩的耳朵。
原來，姨媽在丈夫去世之後靠夫家的接濟過活，夫家富有，相安無事，但是新政府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判定夫家有囤積居奇的嫌疑，遭到法辦，姨媽的經濟來源也就斷絕了。
她為兒子王益勝定了一個很高的培養標準，花費不菲，因此隻能把原來的房屋出租，自己搬到一個十分簡陋的房間裏。她還悄悄地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場做早班，賣菜。
照理，每月所得房租和菜場工資加在一起，也夠他們母子兩人生活了，但姨媽又特別講究排場，希望能在一些交際場所，尤其是原來富貴親戚間的姐妹圈裏保持形象，每月做頭發不是國際飯店就是南京理發店，標準降不下來。這樣，經濟就十分艱難了。人們無法想象這個在清晨的昏暗中包著頭巾、衣衫草草的勞動婦女，下午將會步履高傲地踏進南京路時裝公司或德大西菜館。
一切都像過去一樣，見過她的人都很難忘記她，順著我們孩子的稱呼笑歎一聲：“好一個漂亮的姨媽！”
有時，她在我家遇到舅舅，就會說：“上個星期天下午三時，我看到你在南京路上，手上拿了個灰包。”
舅舅驚訝：“是啊，我去了，你為什麼不叫我？”
“那天要與喬莎去紅房子，我先去國際飯店底樓燙發，頭頂罩著，怎麼叫你？”
聽到這種對話，祖母總會給我媽媽使一個眼色，卻又不說什麼。
但有一點心照不宣，隻要姨媽在，所有的人都不會提到菜場。等姨媽走後，祖母、爸爸、媽媽總會充滿同情地感歎很久。尤其是祖母，姨媽最崇拜的女性，總會在任何細節上袒護姨媽，說：“一個女人帶著兒子苦熬，太難了。”
二
爸爸那次雖然講了好勝的話，其實還是被姨媽的警告震動了一下。
他明白鄉村和上海在教育水平上的差別，何況知道了我在家鄉從不溫課的習慣。但他正急著回鄉搬家，隻能挽請安徽的叔叔請假到上海來，監督我溫課。
叔叔知道，無論是搬家還是升學都是大事，正在思慮自己怎麼出力，一收到爸爸的信，第三天就到了上海。
叔叔倒是不太在乎我溫課，隻領著我在上海各處走走。他覺得這門課更重要一些。
到很多地方，我會說：“這兒外公領我來過。”叔叔聽到這話很警惕，立即問：“他給你說什麼了？”我立即知道我錯了，不應該在叔叔麵前提外公。
叔叔其實並不了解外公，他隻記得在我爸爸和媽媽結婚時，餘、朱兩家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對他這麼一個青年學生來說非常敏感，直接聯係到了他已經偷偷接觸過的階級鬥爭學說。土改時，叔叔是工作隊員，而外公成了地主，這條界限一直橫亙在兩人中間，嚴格說來是橫亙在叔叔心間。
去年暑假我跟著外公來上海玩時，叔叔也來過幾天，有過一次見麵。外公為躲過叔叔的冷臉，便說：“下午我帶秋雨到跑馬廳去看看。”
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卻沒有看著外公：“不是跑馬廳了，是人民廣場。”
我連忙問：“為什麼過去叫跑馬廳？”在小孩聽來，“跑馬廳”比“人民廣場”來勁多了。
外公正要解釋，叔叔正色道：“那是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名堂！”外公也就噎住了。
一來二去，叔叔和外公似乎見不得麵。一見，剛剛還在說笑的叔叔就會嚴肅起來，就像披上了盔甲，而什麼都不在乎的外公，也會一臉沮喪，似笑非笑，真像過去確實罪大惡極一樣。
今天外公不在，叔叔也就沒有警惕下去。在這個問題上，我是站在外公一邊的，覺得外公是一個最簡單的人，根本不像叔叔想的那麼複雜。
正說著，我們已經到了福州路一家舊書店的門口。叔叔說：“這個地方最有意思，我每次到上海把一半時間耗在這裏。”
這時我已經跟著他走進了店堂，他還在解釋：“全是舊書，比新華書店更有價值……”他見我不聲不響，便低下頭來看著我，而我完全是一副被什麼震傻了的模樣，隻是兩眼發直地叫一聲——
啊，書！
這麼多書，一排排地壘成了高牆，高牆又層層疊疊。一種巨大的敬畏推拒著我，又有一種巨大的吸力拉拽著我。
叔叔覺得我的發傻一定出自一個鄉下孩子的大驚小怪，便說：“聽說你正在練毛筆字，這好，我給你買一本字帖吧。”
他引我到碑帖櫃台，請營業員找一本好一點的字帖。那位上了年歲的營業員打量了他一下，說：“我們最近收到了顏真卿的一部帖子，珂羅版影印的，可能有點貴。”
“多少？”叔叔問。
“九元，這是葉家的藏品。”營業員說著已把那個帖子拿了出來。
葉家？我長大後還曾經回憶到這個細節，是葉楚傖家，還是葉恭綽家？營業員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當作常識隨口吐出，可見上海是有一些驚人的家族的，能把一座城市比小了。
老年營業員這種輕描淡寫的口氣，真不知要比那些大聲嚷嚷的推銷者高過多少氣勢。上海給人的壓力，就在這裏。至少在當時，即便在上海長大的叔叔也失去了追問哪個葉家的勇氣。
那個營業員遞過帖子後就走開了，在櫃台另一角翻動著一些書籍，隻以眼睛的餘光注意著這邊。我猜，他這樣做，是要表現出一家大店對顧客隨意翻閱的尊重，仍然是一種若即若離的上海氣度，既讓人佩服又讓人生氣。
叔叔恭敬地把帖子移到櫃台外沿，讓我一起看。封麵上直書一排字：“顏真卿書祭姪帖”。
叔叔按了一下我的手說：“你每次給我寫信，署名前的姪字都像這個，用女字邊，現在報上說，北京的語言學家有了新規定，寫豎人邊。”
“那我下次一定改寫豎人邊。”我立即響應，卻又提了一個問題：“顏真卿祭侄，他侄兒比他先死嗎？”
叔叔說：“這事我倒不知道。也可能是別人的祭侄文稿，請他書寫。”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覺得一對當代叔侄在這樣猜測著一對唐代叔侄，有點好玩。
他捫了一下嘴，雙手已經打開了帖子。
分明他驚慌失措地屏住了氣，沒有了聲音，我能見到他捧帖的手在微微顫動。
我連忙伸頭去看，也大驚失色。眼前出現的完全不是我平日見過的那種字帖，而是滿篇煙雲，黑霧森森，潦草恣肆，時斷時續，塗塗抹抹，極不規整。我疑惑地轉臉看叔叔，滿眼是疑問：這也算好字麼？
叔叔根本沒有理我，隻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營業員過來，再問一次：“多少？”
“九元。”
“我買下了，包一下。”
九元區區之數，在當時，無論對叔叔而言還是對這家舊書店而言，都是一筆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門時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他將自己收藏，不會給我。
三
出門後看到舊書店西邊還有一個小門麵，寫著“舊書收購處”。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帶我來上海時，曾到這裏賣過書。
四函《蘇東坡集》，用一塊包袱布包著，從鄉下帶到上海，據他自己估計，能賣一個好價錢。
那天他在這兒小心翼翼地解開包袱，把這一大疊線裝書捧上去。一位中年營業員將手上握著的圓珠筆夾在耳朵上，取出一函的好多薄本，極為熟練地把書頓齊，橫過來，讓線裝的書脊朝上，用大拇指斜批一下，就像隻是在絲線訂紮處摸了一遍。
做完，再頓齊，放過一邊，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這時營業員才抬起頭來看外公，說：“缺了兩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這個數字買了一本，去年外公用這個數字賣了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