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當時覺得開價實在太賤，便茫然地看著營業員，嘴裏隻吐出含糊的三個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營業員的回答也很簡單：“我們是國營單位。”
當時連“國營企業”也不習慣說，隻說“單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歸屬，覺得如果再囉嗦下去就是在與國家討價還價，而他是個地主。他立即點了點頭。
外公拿到錢後說要請我吃飯，其實是他自己想喝酒。
“東頭的杏花樓太貴，還是對麵的鴻運樓吧。”他把我帶過了馬路。
當時像我們這樣一老一小在外麵吃一頓飯，全部費用也就是七、八角錢，可那是我第一次進上海館子，覺得處處新奇。
外公還在生剛才那個營業員的氣，對我說：“這一帶以前叫四馬路，也不是一個正經地方！”
他的言下之意是：“神氣什麼呢？”但他沒說。
怎麼不正經，我是長大後才聽說的。這裏曾是紅燈區，而且等級不高。
幾杯酒下肚，外公已經在生自己的氣了：“秋雨，你想想，我這一杯下去，喝掉了蘇東坡幾首詩！”
這是一年前的往事，都不能告訴叔叔，我現在隻老實地跟在他後邊走。
叔叔一手把我攬在他身邊，要我與他並排，他走在外邊，保護著我。
這樣一來，我就貼近了花圃邊的鐵欄杆。我邊走邊把手捋在上麵，滑滑涼涼的，很舒服。
叔叔一見，立即阻止，說那欄杆髒。
我說：“很幹淨啊，連灰塵都沒有。”
叔叔停步，好像要正式批評我，或要給我講一段他自認為很重要的話。果然——
他說：“我說髒，是指細菌、病毒，不是鄉下的泥巴、灰塵。鄉下的那種髒不叫髒，上海這種髒，才真正叫髒。那麼多人，你摸一把，我摸一把，看上去光光滑滑，實際上什麼都留下了，才叫髒。”
四
我們剛住下三個月，叔叔又到上海來了。三個月前他與爸爸商量，這麼多人到上海過日子，開銷大得多，能不能讓他每個月補貼一部分。爸爸說：“算過了，大致平衡，不夠時再問你要。”
叔叔說：“哥哥你這就不對了。媽在，我也是兒子。再說，我還獨身，經濟寬裕。”
爸爸笑了：“正因為你獨身，要多存一點錢準備結婚。”
這次他來，是要看看三個月來的家庭生計，尋找他可以補貼的理由。
我放學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媽媽在準備飯菜。我高興地叫他一聲，他立即異樣地看著我，問我一些問題，我一一回答，卻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看我。
吃飯了，他終於說出了原因。
“小孩就是小孩，才來三個月，秋雨的上海話已經講得非常標準，我從他進門叫我一聲就聽出來了。”他說。
同文學界好友賈平凹、龍應台在一起
與妻子同餘光中在一起
我當時，對祖母和媽媽還是講餘姚話，但一見不會講餘姚話的爸爸和叔叔，已經不由自主地講上海話了。
“真可惜，一轉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見了。”他說。
“但他的上海話還是有點生。”爸爸說。
“倒是生一點好，”叔叔說，“千萬不能太熟。”
他這句話有點奇怪，大家都等他說下去。
叔叔說：“北京話熟了就油，蚌埠話熟了就土，上海話熟了就俗。”
“怎麼叫熟？是說得快嗎？”我好奇地問。
“不是快，是模糊。”叔叔說，“生的時候，口齒清楚，一熟，嗚裏嗚嚕。就像煮麵條，熟透了，變成了爛糊麵。”
大家都笑了。上海裏弄裏聽到的上海話，很多確實是爛糊麵。
爸爸問我：“聽阿堅說，你不大和同學們一起玩？”
“阿堅是誰？”叔叔問爸爸。
“是我單位的同事，也是朋友，他兒子與秋雨在一個年級。”爸爸說。
“同一個班嗎？”叔叔問。
“同級不同班。我二班，他四班。我們學校大，同一個年級有十二個班。”我說。
“為什麼不和同學們一起玩？”叔叔又問。
我說：“圈子不一樣。我參加了美術小組，一有空就到外麵寫生。”
我不僅到外麵寫生，還做了美術課的“課代表”。美術課的陸老師想鬧出一點名堂來，決定開始人體寫生，由我這個課代表作模特兒，隻穿內衣站在講台上，讓大家畫。畫下來的結果讓我大吃一驚，男同學畫的我，多數是裸體，女同學畫的我，幾乎都塗了口紅，而且都用很大的字體寫著我的名字。滿嘴大蒜味的陸老師笑著對我講了一段很哲理的話：“美術不同於照相，畫你，其實是畫他們每個人自己。我會給這些畫打分，那分數不屬於你，隻屬於他們。”
這段話，幾十年以後我還拿來送給那些把文化考察說成是“文化口紅”的評論者，笑他們怎麼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學們早就做過的事。
繪畫上的著迷，使我沒有時間來對付其他功課，初中二年級的數學考試，竟然沒有及格。成績單上出現了用紅筆填寫的一格。我不敢拿給爸爸、媽媽看，一直熬到小年夜。
小年夜，叔叔回上海過年來了，姨媽也帶著益勝哥來“拜早年”，我上樓時，家裏非常熱鬧。我沒有來得及向長輩們一一稱呼，爸爸嚴肅地叫了我一聲，整個屋子都靜了下來。
“為什麼不把成績單拿出來？”爸爸說：“不及格，還想不讓家長知道！”
這是爸爸對我第一次發火，當著祖母、媽媽、叔叔、姨媽、益勝哥和自己家幾個弟妹的麵，我簡直無地自容。
祖母一向疼我，衝著爸爸說：“剛進門還沒有坐下呢，慢慢說不行嗎？”
姨媽是客人，也立即滿臉笑容地打圓場：“一次不及格不要緊，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這次益勝的成績也不好，秋雨又剛從鄉下出來……”
叔叔則一直看著爸爸，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阿堅告訴我的，”爸爸說：“他兒子全部及格。”
“不懷好意。拿著兒子的成績單比高低，哪有這種朋友！”叔叔說得很幹脆，然後轉頭問我：“不及格的同學多嗎？”
“超過一半。”我說：“這兩個學期老師和高中同學都在校園裏壘爐子煉鋼，我們天天要到外麵去撿廢銅爛鐵，還要參加消滅麻雀的運動，沒多少時間做功課，而我還要畫畫。”
叔叔一聽更有把握了，對爸爸說：“超過一半的學生不及格，那麼誰的不及格也不會成為新聞，他兒子又不與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兒子專門去打聽的。”
“但他兒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驕傲。”爸爸說。他被叔叔一攪，已經不對我生氣了。
“這就是我不喜歡上海的地方，你來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說。
這個年過得很窩囊。
五
我初中進的是陝北中學，原來叫晉元中學，是紀念抗日名將謝晉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後可能考慮到謝晉元是國民黨部隊的將領，就改以共產黨的聖地陝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條陝西北路。其實，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會路，玉佛寺北麵的一條小路，離我家很近，步行時間六分鍾。
正在我數學不及格的關口上，陝北中學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個初中部，叫新會中學。這事使爸爸有點沮喪，他原來千方百計是想讓我上一所重點名校的，怎麼轉眼變成了一所毫無曆史的初級中學？但很快他也就認命了，我的數學不及格，也許隻配進一所差一點的小學校。姨媽一直說的上海與鄉下的教育差距，確實不能小看，他想。
大人們忘記了的是，中小學生對一門課程的好惡親疏，主要決定於任課老師。過完寒假開學第一課正是數學，年輕而靦腆的徐新榮老師走進教室才講了十分鍾，我就知道，自己要與數學這個冤家結親了。果然兩個星期就完全“開竅”了，隻抱怨課本上的題目太少，每天放學鑽到新會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區圖書館去借數學書，逮住題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對繪畫的著迷。
不久上海舉辦全市分片數學競賽，我獲北片第七名。失分在第一題，不是因為運算，而是不知道試題中所說的“燕尾槽”是什麼。否則，穩進前三名。
我沒有把自己在數學上快速翻身的事，告訴爸爸。
一天吃中飯時，爸爸的態度又有點嚴肅，問我：“學校裏發生了什麼事情？阿堅好幾天不太理我了。”
我想了想，說：“可能是學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門口見到他兒子，他也愛理不理。”
“什麼叫重新分班？”爸爸問。
“一個年級的十二個班級，全部按照成績重新分班。”我說。
“你分在幾班？”爸爸問。
“一班。”我說。
“他呢？”
“九班。”
“你怎麼還有那麼大的差距？困難到底在哪裏？”爸爸有點急躁。
我告訴爸爸，這次分班，不是數字越大越好。
爸爸聽完我的說明，有點驚訝，很快又嚴肅了。他說：“這樣分班是錯誤的，傷害多數學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對立。我這就去學校找老師說。”說著他就轉身下樓，傳來推腳踏車的聲音。
一個小時後他就回來了，樂嗬嗬的。原來學校的教導主任接待了他，說他的意見是對的，下次不再這麼分班了。但這次離畢業考試已經不到半個月，隻是為了應試輔導時對症下藥才這麼分的，再分回原來的班級就來不及了。教導主任還大力誇獎了我，說我在數學和語文的綜合成績上名列全校第一，高中能考上全市任何一所名校，讓爸爸做一個選擇。
爸爸充滿了成功感，與我商量，問我是考格致中學，還是育才中學？
“我想好了，考離家最近的培進中學，步行不到五分鍾。普通的學校也有優秀老師，而最重要的是學生本人。”這是我這一年來的切身體會，對爸爸有說服力。
果然，不太知名的培進中學頃刻之間就把我帶進了人文學科的“狂歡節”。
高雅而美麗的刁攀桂老師每次一上作文課就興高采烈地問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誦誰的作文了？”
當時的男女同學還不會齊聲叫一個人的名字，他們用目光代替了叫喊，我立即紅著臉低下了頭。
刁攀桂老師的朗誦，是一種最神奇的語文教學法。乍一看，她似乎沒有怎麼教我，卻用聲調告訴我，哪一段寫得不錯，哪一段寫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頓挫，似又微微皺眉，但這隻是一瞬間，很快她又眉飛色舞了。她給了我一種有關寫作這件事的無限喜悅，這比表揚和糾錯都重要得多。這種喜悅自她植入之後，一直浸潤於我的生命深處，直到今天。
緊接著她，端然肅然的汪穆尼老師又把我們帶入了古典文學天地。當時正好育才中學的老校長段力佩先生出任靜安區教育局副局長，下令“每個中學生肚子裏必須爛掉五十篇古文。”這是一個帶有競賽性質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師除了課本中的古文外還補充印發了一大堆，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讀通了《論語》，背熟了《離騷》和大量詩詞。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賽中獲得大獎，獲獎作文立即被收入語文補充教材，於是又要紅著臉，低著頭聽汪穆尼老師逐字逐句地分析這篇課文了。
他問：“請同學們回答，在這一段裏，作者描寫了哪兩種情景？”他把眼睛掃向全班同學，隻是不看我。
比語文更花精力的是英文。孫鈺老師抗日戰爭期間畢業於複旦大學外文係，隨即進入了美軍翻譯訓練團，後來在履曆表上要填寫這段曆史的證明人，他覺得應該揀大家知道的填，就填了“蔣中正”。這件事讓他後來在“文革”中多吃了不少苦頭，但已經足可證明，這是一個多麼不諳世事的天真人物。我現在還想不出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他如何通過非法途徑弄到了英國剛出版的教材和練習冊，印發給我們當課本的。他把英語教學當作了一場近乎瘋狂的遊戲，不斷出英語牆報，演英語劇，唱英語歌，還在幾個公園裏設下了一個個十分恐怖的英語路標，叫我們去尋找。現在想來，沒把他當作美國間諜抓起來真是萬幸。
對語文和英文如此投入，使我高中時的數、理、化成績一敗塗地。想到初中時能夠讓數學在幾星期之內徹底翻身的奇跡，因此沒太當一回事，但越來越發現翻身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難為情的是，刁攀桂老師的丈夫劉啟鈞老師正好在教我們物理，我醜陋的物理成績怎麼對得起刁攀桂老師的優美朗誦？為此，我也曾下狠心用過幾天功，換來劉啟鈞老師在試卷上方的一行字：“士別三日，當刮目相見。”可惜到第四日，他又不得不閉目搖頭了。
然而，盡管如此，我還是堅信自己能輕易地考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文科大學，因此完全不在乎名校，隻在乎“最難考”。那年全國最難考的文科高等院校就是上海戲劇學院，而且，恰恰又是離我家最近的高等院校。
當時的大學，還嚴格地實行班級製。我的鄰座是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兒。於是，我也就很快見到了巴金先生。早年在鄉間那個黃鼠狼出沒的小書房，我就讀完了他的《家》、《春》、《秋》。
我們的帶班輔導員，是複旦大學畢業的古典文學教師盛鍾健先生，他主修唐代文學。但在整個上海戲劇學院，推崇的是英、法、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