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叔叔最高興的，是我的作文獲得全市大獎。他要我多買幾本獲獎作文集寄去，好送給單位同事。不久，他又來上海了。
爸爸也高興，但讀完我的那篇作文他沉默了。為什麼來了上海好幾年，寫來寫去還是鄉下的事呢？
他倒不完全是怪我。連評審委員們也這麼喜歡鄉下，這是什麼緣故？
他把這個想法說給叔叔聽，叔叔隻是淡淡地說：“來一下上海也可以，以後不知會到哪裏去。”
爸爸對叔叔的這種口氣，總是不太理解。
我到後來才明白，他們之間的這類差異，問題主要出在叔叔身上。
叔叔由於自己對上海的脫離，總是有意無意地看淡我們全家對上海的進入。這種心態，已經明顯地有失公正。對此，他自己其實也感覺到了，卻一時無法點破，成了隱隱的一塊心病。
以我為例，他已看到，上海這座城市以一種多年沉積的文教力量，把一個鄉下孩子進行了全方位的塑造。如果說他覺得那些功課在小城市裏也能完成，那麼在一個人的整體文化素養上就不是這樣了。例如他每次來上海，總會很饑渴地先看一些外國電影，卻發現我幾乎已經和同學們一起看過全部當時被允許放映的蘇聯電影、意大利電影、美國電影和法國電影，可以很知心地與他討論了。這使他不得不用早就熟悉淮北大地的目光，重新打量上海街道間的落葉梧桐、斑駁洋樓。
本來，安徽的一切是他的彼岸，但這麼多年下來，他對彼岸已漸漸失望。結果，反而是上海成了他的彼岸。他不想承認自己當初“從舊世界突圍”的青春激情已經蛻變，隻歎息自己落腳的環境不太幹淨。
好幾次來上海，他都要我為他抄寫幾封寄給北京領導機關的投訴信。不是為自己的事，而是為安徽隱瞞下來的巨大災情。他說，老百姓太苦了，死的人太多了，北京卻不知道，凡是安徽寫給中央辦公廳的信都被截留和偵察，因此他隻得到上海投寄，又隻得讓我抄寫。我在抄寫中看到了另一個叔叔，與平日溫和談吐的叔叔完全不同。
祖母知道我在為叔叔抄信，會問起信中的內容。我說了一些，祖母就歎氣了。歎完天災之重、人禍之深，便再歎一聲：“他不會在安徽成家了！”
當時爸爸、媽媽也在一旁，爸爸就對媽媽說：“他成家的事，你明天隨意地問問他，我和媽不方便。”
那幾天叔叔在上海，住在福州路、浙江路口的吳宮旅館，他單位駐上海辦事處的所在地。第二天下午他回家，祖母到廚房做菜去了，媽媽就當著我的麵與他開起了玩笑：“你給單位領導說說，以後就在駐上海辦事處工作吧，也好在上海成了家。上海人多，選對象方便。”
叔叔說：“嫂嫂，我比過，我們那裏，環境不好，人倒賢惠；上海相反，環境不錯，人吃不消。”他說的“人”，當然是指女性。
媽媽說：“那裏有看上的嗎？”
叔叔看了我一眼說：“反正侄子也大了，我做叔叔的不用避他。是她們看上我。隻要我的布鞋放在門外，我的工作服掛在門外，總有人搶著洗幹淨了……”
媽媽問：“猜到誰了嗎？”
叔叔說：“我叫幾個助手去打探過，是兩個本單位的女職工。這兩個女職工都已經有人在追求，我如果挨一下邊，會被那些追求者恨死。也有不少人給我介紹社會上的，其中有一個演員特別主動，但我想過，不合適……”
“其實上海有很多好女人，好像更適合你。”媽媽說。
“再說吧。”叔叔一笑，輕輕搖了搖頭。
他站起身，朝我揮一下手，要我跟著他到吳宮旅館，去認識他們單位的兩個人。
我到吳宮旅館門口就笑了，上海舊書店就在邊上。當年叔叔在這裏買過《祭侄帖》，外公在這裏賣過《蘇東坡集》。斜對麵，正是外公第一次請我吃飯的鴻運樓。
叔叔先把我帶進一個房間，是他這幾天的住所。他讓我坐下，然後很認真地與我商談一件事。
他說：“從下個月開始，你不要問家裏要錢了，我給，但要對爸爸、媽媽說是助學金增加了。你每月初都到這裏找我的同事領錢，我已關照過他們。另外，你還要留心家裏在什麼地方缺了錢，算一算數字，一起領，交給爸爸、媽媽時隻說是你的稿費。全家已經那麼拮據，他們還是不讓我補貼，真沒有辦法。”
我知道家裏的困難，同意找個借口，不拿家裏的錢了，但覺得“稿費”的說法太離譜。
叔叔說：“反正你得過獎，有理由說稿費，他們也不會去查。”
於是，我在隔壁房間認識了叔叔的兩個同事。下個月，我從他們那裏領了十元錢，五元留給自己，五元試著冒充稿費，交給爸爸、媽媽。
爸爸沒有懷疑，隻是說：“稿費買書，這要成為規矩。”立即把錢還給了我。
祖母則在一旁說：“還在讀書就掙錢了，真可憐。這錢大人不能要。”
我隻得把這五元錢送回吳宮旅館。叔叔的那兩位同事說：“留著吧，當下個月的零用錢。”
其實，我當時所謂零用，也就是買書，好在書店就在隔壁。
叔叔的那兩位同事還與我聊了一會兒天。他們很羨慕叔叔，說他技術出眾又一表人才，永遠是女孩和媒人關注的焦點，但他總是推托說，在上海已有對象。有幾個媒人還托他們，在上海查訪一下他的女朋友，如果不怎麼樣，她們要想法換下來。
他們問我：“你叔叔在上海有沒有對象？”
我想說沒有，但又覺得叔叔這樣推托可能有什麼考慮，便改口說：“不知道。”
七
風風火火要給叔叔做媒的，是姨媽。
“再好不過的了，”她對祖母說：“當年要排法租界裏最體麵的人家，十個指頭伸出來，這家一定在裏麵。全家會英文，基督徒，這最小的女兒比誌士小六歲，正好，人也本分……”
祖母說：“這樣的好人家，看得上我家誌士嗎？”
姨媽說：“看上了！那天誌士帶我們那麼多人坐輪船夜遊浦江，我放了消息過去，她媽、她姐和她本人也都買票上了船，一來一回看了三個鍾頭，結論是可以交往！”
祖母要我寫一封信到蚌埠，提幾句姨媽所說的事，希望他什麼時候有空來見個麵。
給叔叔寫這樣的信我下筆有點為難，好在算是轉述祖母的旨意。
叔叔沒有很快回上海。姨媽來催問過好幾次，每次都抱怨：皇帝不急，急煞太監。
三個月後，叔叔回上海了。祖母通知姨媽過來，當麵談談。
叔叔感謝姨媽的一片好心，卻說：“我不能讓我媽去麵對一個滿口英語的老太太，而且，我們家信仰的是佛教。”
姨媽說：“這都不重要，關鍵是你們自己。現在我已經很少見到那麼有氣質的女人了。”
叔叔說，他相信那人很有氣質，但與自己不配。順便開了一句玩笑：“法租界，有點怕人。”
姨媽說：“其實法租界比英、美的公共租界講秩序，走出來的人也登樣。”她講起了老話。她自己，也住在原來的法租界。
叔叔笑著問我：“這你聽不懂了吧？”然後把臉轉向姨媽，說：“法租界確實不錯，不單講秩序，還講情調，這是英、美公共租界比不上的了。但是，我們中國人能夠學到一點西方的秩序已經不錯了，那情調哪能學得過來？硬學，就假了，有點裝腔作勢。所以法租界出來的中國人總有點奇怪，除了大姐你。”
這下姨媽笑了：“你是老上海，什麼也瞞不過你。但那個女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叔叔說：“不管怎麼說，要我每年來往於淮河災區和上海法租界之間，反差實在太大。”
姨媽說：“不能調回上海嗎？”
叔叔說：“還沒有下這個決心。”
姨媽說：“等你下了決心，上海的好女人都嫁光了！”
姨媽給叔叔做媒的事沒有成功，但她為這事一趟趟來，倒讓祖母、爸爸、媽媽想起了她自己的婚事。
媽媽對爸爸說：“你弟弟的事我出麵談；我姐姐的事，要你出麵談了。”
祖母覺得對。
爸爸約來大舅和二舅，了解了姨媽的一些情況。
“三年自然災害”使姨媽不再端大戶人家的架子，甚至也不隱瞞自己在菜場做營業員的事實了。在那饑餓的年月，她經常會急急地通知各家親戚：“後天有一批小帶魚到貨，要一早就去排隊！”或者是：“明天菜場關門前有一些豆製品要處理，不要錯過！”但每次親戚們趕去，總是人山人海，她也毫無辦法。
心態鬆下來了，但她依然漂亮，因此下班後還是會對著鏡子打扮一下，與益勝哥一起到複興公園散步。她堅持叫那個公園的老名：法國公園。
益勝哥上學時，她一個人去。
往日法租界的全部豪華，都退縮到了複興公園鋪滿青苔的小徑間。小徑邊有精致的洗手座，安琪兒的雕塑斂著翅膀。姨媽這人堅強，並不多愁善感，她天天在那裏散步，隻是為了享受一種舒適的氣息。
當時，這樣的散步者實在不少，每人背後都藏著一部曆史。他們都是禮儀中人，在小徑間相逢，雖素昧平生也會點頭示意，卻不會有太多的詢問。怕自己背後的曆史嚇著別人，還是怕別人背後的曆史嚇著自己？都有可能。
所以，在當時的複興公園，多的是眼光，少的是聲音。這種安靜氣氛，引來了更多冀求安靜的人。
二舅告訴爸爸，在複興公園，姨媽遇到過好幾個尾隨者。都是體麵男人，在姨媽離開公園後還一直跟著。像是不良之徒，其實並不。
那些男人被姨媽的身姿和容貌所吸引，予以過分的注意，這很自然，卻為什麼要尾隨呢？原來，他們漸漸發現這個女人來散步時常常單身。有時身邊跟著一個男孩子在叫她“媽”，但從來沒有看見有丈夫陪伴。時間一長，其中有幾個男人越來越想弄清她究竟有沒有丈夫。這不是無聊者的好奇，而是一些在巨大社會變動中淪為單身的男人，在探尋再次婚姻的可能。
尾隨者有好幾個，彼此心照不宣。
姨媽是見過世麵的，對這種事情並不害怕，隻是想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她試過很多辦法，例如突然回身迎麵走去，或者停在街角一家小店前靜觀對方舉止，終於不得不承認，那都是一些懂禮貌、守分寸的正派男人，似乎就住在她家附近。
她出門更講究衣著和發式了，不是看上了誰，而是為了任何女人都會在意的那一點自尊。
複興公園還是常常去，尾隨的事情有增無已。她開始有點生氣，心想這都是一群什麼樣的陳腐君子啊，連打個招呼都不會，就隻會躲躲閃閃地跟、跟、跟！
有一天，她與益勝哥去公園，益勝哥被一群孩子的遊戲所吸引沒跟上，她東張西望地找了一會兒沒找著，後來發現益勝哥已經追上來，跟在她後麵了，便趁機大聲說了一句：“你怎麼隻會跟在後麵也不叫我一聲！”說完她又笑眯眯瞟了一眼後麵的草樹間，讓更多的耳朵聽出一點更多的聲音。
第二天，她剛進公園大門，就看見一個男子迎麵走來，大大方方地招呼一聲：“你今天來晚了。”
姨媽覺得應該鼓勵一下這種紳士風度，來嘲弄一下那些陳腐君子，就與他交談了一會兒。
兩天後，他們已經坐在長椅上聊天了。
這位先生姓楊，正好與姨媽住在同一條弄堂裏。
不久姨媽發現，身後再也沒有尾隨者。難道是因為與楊先生坐在長椅上交談了幾次嗎？在一次閑聊中，她隨口說起這件事。
楊先生說：“都被我處理了。”
“怎麼處理？”姨媽奇怪地問。
“我告訴他們，這個漂亮女人的丈夫是一個武裝警察，正好是我的朋友。”楊先生說。
——二舅詳細地敘述了這件事，是姨媽自己講給他聽的，但現在不知道姨媽和這位楊先生的關係怎樣了。
祖母聽了，對爸爸說：“有苗頭。你找她談，就說這個楊先生。我在邊上添柴。”
姨媽被叫來了。
爸爸和祖母在外麵一間與她談話，我和媽媽躲在裏邊一間偷聽。
爸爸開門見山，坐下就問：“大姐，那位楊先生的事，有希望嗎？”
姨媽說：“二弟告訴你們的吧？成不了。”
爸爸問：“為什麼？”
姨媽說：“他人很不錯，但隻對我好，對益勝很冷淡。”
爸爸說：“這倒很真實，總比婚前熱情，婚後冷淡好。你們年紀都不小了，不要太……”
姨媽打斷爸爸的話，說：“為了益勝，我已經那麼多年。所以，不管是偽裝的熱情，還是真實的冷淡，我都不要。”
一直沒有吭聲的祖母輕輕應和了一句：“對。對孩子冷淡的，不能要。”
祖母的話雖輕實重，因為她自己就是帶著一大群孩子守寡下來的。
媽媽知道今天的談話不可能再有其他發展，便在裏屋喊一聲“吃飯了”，隨手把門打開。
姨媽看見我非常高興，拉著我的手說：“你上大學後還沒有到我家去過。益勝沒上大學，你可不能看不起這個表哥啊！”
我說：“怎麼會！真是很久沒見益勝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