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俠小說大多寫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在全球範圍內科技迅速普及，人的能力以相當可怕的強度延展的時代，金庸卻在以溫曖的小說形式，以人的肉體出發，探索人的能力的極限。其實，他不是在張揚人的能力，鼓吹人的主觀能動性，而是一再暗示狂熱的人們，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走向極致，也無須走向極致，誰一定要走向極致，結果一定是不美妙的，對自己，對他人，都一樣。
歐陽鋒是眾多例證中的一個典型。
金庸是一個奇跡，是古往今來所有小說家的一個奇跡。這個奇跡是在現代傳媒技術的支持下實現的，同時也反證了現代傳媒技術暗藏著創造奇跡的天分。金庸小說所獲得的榮譽不是由占據文壇話語霸權的小說研究專家和為這種霸權貢獻模範文本的小說作者合謀組建的小說界授予的，當他從一向被所謂的專家們漠視的最普通的讀者那裏、小說消費市場那裏獲得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業績後，專家們不僅再也沒有底氣對他的小說低看一眼了，連有限的裝聾作啞的矜持都無法保持了。這些專家們一手持著用經典小說理念構架起來的小說尺度，在一浪高過一浪的主要由最普通讀者群構成的金迷們的喧嘯聲中，如坐針氈，腰眼滲汗，卻不肯低下他們那並不高貴的頭顱對金庸表示認可。可是，在他們所信奉的小說理念下製造出來的小說卻正在江河日下，日漸淪為極少數人夜深人靜獨自把玩的自慰器。此時，有些意誌不算堅定，卻也沒有討厭到底的專家，暗暗地從書店弄回幾部金著，避開早已熟讀金庸的普通讀者，關緊書房門，戴著老花鏡，抖抖索索打開書頁，讀完幾頁已是心驚肉跳，讀完一部，已是五體投地，幾部讀完，便決定要以金庸研究家的身份露臉了。
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原來小說還可以寫得這樣精彩，原來世間還有這樣精彩的小說。
金庸小說起初令人驚歎的，也許是文本中那無與倫比的想象力，以之謀篇的一個大的故事框架。其想象力是無與倫比的，以之支撐全局的無數細節的設置，其想象力也是無與倫比的，作者最大限度地放飛著小說思緒，讀者跟著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作者塑造了眾多一刀一劍一手一腳一招一式重新安排現存秩序的大俠，其實，擁有最大局、最大能量的大俠是作者自己，他用手中的一支筆，憑空勾畫出了一部比曆史的真實還顯真實的曆史畫卷。在金庸小說中，宋遼的戰與和，大俠蕭峰舉足輕重；綿延幾十年的襄陽保衛戰，大俠郭靖黃蓉伉儷砥柱中流；康熙滅聱拜，平三藩，定台灣，收雅克薩，尼布楚劃界，還有俄國公主政變，都少不了小混混變成的大混混韋小寶。
這都是可能的，曆史是必然要遺漏一些事一些人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無論多麼優秀、多麼敬業的史家，別說讓他完整地毫無遺漏地書寫幾年、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的事情，即便僅僅書寫一天的社會全貌，能做到的也隻能是掛一漏萬。毛澤東說，曆史是帝王將相的家譜，西方有人說，忽視和忘卻大部分人的行動，是曆史學家的必然性失誤。這實在太難為史家了。有的史家力圖糾正這種帶有先天性的殘疾，在他們的著述中，在他們主持的教科書中，極力推介和強調人民群眾在曆史進程中的作用，但效果似乎不大理想。人民群眾推動了曆史前進，這個有關曆史和社會發展動力的理念，在某個群體中，在某個時空界域中，是深入人心了，是大得人心了，也有了金科玉律的氣象了，但仔細看去，支持“人民群眾”這個概念譜係的人物和事件，依然是進入了“正史”的人物和事件，隻不過對其中的有些人稱呼有了變更，比如將“賊”改稱“起義軍”。而得到史筆青睞的仍然是“正史”中提到的為數不多的幾個“賊”的名字和事件，絕大多數“賊”仍然無名無姓，所有言行照舊付之闕如，被“人民群眾”一筆揮灑了。“人民群眾”在史家著述中出現的頻率是很高了，可是，究竟是誰，究竟做了什麼事，具體的人在具體的事中具體擔當了什麼角色，行動的具體過程，具體過程導致的具體的結果，等等，這些曆史敘事最基本的、體現曆史真實品格的、不可或缺的、不可打馬虎眼的要素，事實上都處在懸空的不確定的狀態。“人民群眾”在這裏成了一個概念，一個符號，一個讓芸芸大眾普遍感到溫曖和安慰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式的撫摸。
不用苛求史家，苛求也無用。無論誰去敘述曆史，關注的都是影響了群體生活的人和事，而被敘述的主角也許曾是再普通不過的“人民群眾”，一旦浮出海平麵，對他人，對群體造成了影響，那麼他便成為“人民群眾”中的一個代表了，在他的名字和事跡的陰影下，多少人就這樣默默地被他“代表”了。
選擇什麼人和什麼事——隻要是真實的——來支持自己對過往的和現存的世界的描述和理解，這是史家的自由和不自由。不自由在於選材時，有些材哪怕不喜歡，還不得不選，材料必須是真實的，有普遍意義的；自由在於以什麼樣的手段去描述，對同樣的人和事，以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