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萬多名八個國家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在中國大地上橫衝直撞，不僅打敗了幾十萬清政府的正規軍，和幾十萬的義和團團民，還迫使清朝最高統治者西逃。最後以誅殺一百位朝廷大員，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折合利息近十億兩白銀）的代價，才結束了這場戰爭，清政府同時還失去了首都的護衛權。當時的中國，有人口四億五千萬，說不定比那八個侵略國的總人口都多，國土麵積是一千四百萬平方公裏，在當時應該是世界第一位。但就是這個人口世界第一、國土麵積世界第一的老大帝國，卻被萬餘名不算軍隊的軍隊打得滿地找牙，這就不僅僅是軍事勝敗的問題了。要找出中國失敗的原因，就應該全方位地考慮中國的問題，才能找出隱藏在深層中的原因所在。因為雙方擁有的戰爭資源，和戰爭的結局相比極其反常，反常到空前絕後！當時中國的人口是侵略軍的幾萬倍，打的又是本土防禦戰，占盡地利之利；中國的曆史最悠久，當中國人會寫小說時，八個侵略國的祖先，有的還在樹上摘果子為生呢；當時中國的經濟總量（也就是如今被人們一再提及的雞的屁），也是世界第一位，但偏偏是這個曆史悠久、人口眾多、疆域遼闊、資金雄厚的老大帝國戰敗了，而且敗得相當慘，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太值得後世的人們深思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東的伊拉克得罪了全盛時期的美國，美國想要達到它自己的目的，尚且聯合起它的眾多盟友，調動五十萬精銳之師，又打起聯合國的旗號，使用了大量的先進武器，用了四十二天的作戰時間，才讓伊拉克屈服。二二十世紀初年，國土麵積第一、人口世界第一、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中國，竟被一萬餘名拚湊起來的烏合之眾征服，這根本不是一句“清政府腐敗無能”所能解釋得了的！中國人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原因，也一直在位避免再次出現類似的狀態而努力。時代愈久遠，中國人思考的層次愈深入，研究的角度也愈多樣化。其實，看一看中國悠久的曆史就能發現，類似於1900年八國聯軍的例子，在中國人的身上是曾經多次發生過的，大致的情況也都和八國聯軍時差不多，都是被中央政府所稱的“蠻夷們”，以少量的軍隊吧所謂處在“天地中心”的正統王朝，打得或是遷都或是滅亡。當時的中央政府也得是處在人口眾多、經濟領先的位置上，所不同的是：1900年的蠻夷們，是從遙遠的西方乘船而來；曆史上的蠻夷們，是騎著馬從荒蕪的北方高原而來。例如：公元前770年，戎人攻入西周王朝的首都鎬京，眾多的諸侯國觀望，隻有秦始皇的祖先秦襄公，領兵一路護送周平王遷都洛邑，西周滅亡。公元前209年，劉項起兵反抗暴秦，在中原各地攻城略地，北地匈奴冒頓單於乘邊境空虛之際，占領河套地區，危害邊境百年之久。晉武帝司馬炎統一魏蜀吳三國，轉瞬間中原大地就被八王之亂搞得雞飛狗跳，晉朝統治者被匈奴、羌、氐、羯、鮮等少數民族趕到了江南，長江以北的地區進入了一百三十五年的混亂時期，史稱“五胡亂華”。唐朝的安史之亂，安祿山、史思明帶領以北方少數民族為主的叛軍，危害中原地區八年，讓盛唐進入了衰敗期，人口從5291萬降至699萬。宋朝靖康年間，隻有宋朝人口百分之一的女真族，滅亡了北宋，曾經顯貴一時的趙氏宗室，隻剩下後來的宋高宗趙構和宋哲宗的廢後孟氏，逃脫了被押往北方受辱的命運，長江以北的大片國土，再也沒被趙宋王朝真正擁有過，直到被後來的蒙古軍隊占領。忽必烈滅南宋，當時隻是長江以南的漢族人口，就有七千多萬，而作為勝利者，進入漢族居住區的蒙古人，則隻有區區的七十萬到八十萬，也就是說一個蒙古人平均統治一百個漢族人。中國最後一個王朝也是有少數民族建立的，也可以說是有漢族人幫助他們建立的，因為屠殺漢族反抗者的漢八旗軍，主要就是由漢族人組成的。即使經過李自成、張獻忠的患亂，當時漢族人口的數量，和滿族人也是一比一百的比例，仍然是一個少數統治多數。因此完全可以這樣說：西洋人和東洋人通過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曆次戰爭手段，在中國獲得的通商特權、駐軍特權、內河航行權、比中國人高出一等的民族優越權等等，對注重記錄曆史的中國人來說，並不是一件陌生的事，因為這樣的事在中國曆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中國人都已經習以為常了。隻不過曆史上的那些少數民族，用的是直接占領、直接統治的方式，而西洋鬼子和東洋鬼子用的是經濟掠奪為主，軍事占領為輔的不同手段罷了。其目的都是為了榨幹中國人的血！還有一個不同那就是：那些少數民族的欺壓在古代，西洋人和東洋人的欺壓在近代。拋開中國人那些被欺壓、被奴役、被殺戮的曆史不說，中國人也有許多揚眉吐氣的時代，如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伐匈奴，置九原郡；漢武帝命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三千裏；李世民命令李靖滅亡**；朱元璋把蒙古人重新趕回大漠等等。所以，從中國曆史上曆代王朝的發展規律來看，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人，身上似乎永遠存在著一種不能讓他致死，但又間歇性發作的病毒，一旦中國人身上的抗體，能壓製住身上固有的病毒時，整體的中國人就能煥發出勃勃的生機，稱雄四方讓萬國來賀；一旦那種病毒侵蝕了中國人的健康，抗體不能壓製住病毒時，整體的中國人就會萎靡不振、內憂外患不斷，使得那些少數民族乘虛而入，家狗變成惡狼，中國人就會處在被欺壓、被淩辱的地位之上。其實，中國人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也在不斷地對本民族的這個缺陷進行改造，但改造的結果卻適得其反，卻使中國人的質能從整體上呈現下降態勢，從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開始，中國人就在開始尋找醫治本身病毒的靈藥。秦始皇改周朝的分封製為郡縣製；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宋太祖重文官輕武將；朱元璋廢除丞相，分相權於六部；清王朝不許**和太監幹預朝政等等，都是在做不受侵襲的努力，也都認為自己找到了根治病毒再次發作的靈丹妙藥，可以讓自己建立起來的王朝，避免出現興盛、衰落、中興、最後滅亡的惡性循環。但最後的事實證明：他們的王朝也同樣是按下葫蘆起來瓢，誰也沒有躲過王朝灰飛煙滅、子孫被殺戮殆盡的淒慘結局。他們也從最初的害人者變成了被害者。他們的改製不僅沒有讓中國人從整體上振作起來，反而讓中國人從整體質能上呈下降態勢，清朝時的中國人和春秋時的中國人相比，無論是體能還是精神麵貌，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簡直判若兩個民族。《三國演義》種曾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其中的分與合就含有中國曆代統治者，從前朝統治的失敗中尋找原因，進而改進本朝政體的努力在裏麵，這種努力從中國太古時期的伏羲女媧時代，到滿族人建立的清朝，一直都在進行著，也一直貫穿著中國的曆史。而清朝之前的整體改製，都是在中國文化的範疇之內進行的，那時的中國人也缺少一個政體參照物，來和中國文化所營造出來的政體進行一個對比，來分出一個高低優劣。但1840年之後就不同了，隨著中國的國門被堅船利炮的轟開，給中國帶來了不僅僅是恥辱和不平等的條約，也把一個完全不同於中國的西方社會形態，強行呈現在了中國人的麵前，不論你是激進還是保守，不論你是反對還是歡迎，它都成了一個強行呈現在你麵前的參照物，讓所有的中國人不得不去麵對它，進而影響到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沒有哪個中國人能幸免。由於西洋鬼子和東洋鬼子，對中國發起的近代戰爭，都是以少數的軍隊投入，戰勝龐大數量的中國軍隊，給中國人心靈上帶來的衝擊，無疑是極其震撼的，中國人開始迅速地否定由中國人自己製定完成，在中國大地上存在了幾千年之久的本土文化，向西方人的文化打出了白旗。由於渴望盡快擺脫當時麵臨的困境，中國人就沒有時間用來研究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優點和缺點，來讓自身有一個消化吸收和取舍的過程。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屈辱，讓這個古老的民族有點迫不及待，想讓自己也和東洋鬼子一樣，全方位地向西方人學習，用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就變成一個世界強國。也可以說在中西方文化最初產生碰撞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都沒有留出一個長期融合、在文化上相互借鑒的時間，中國人否定自己的文化，西方人也看不起當時的中國文化，所以否定並拋棄中國文化，成為雙方共同的認識，一係列戰爭的失敗，不僅讓中國人放棄了自己的軍事防線，同時也放棄了思想上的防線，開始一邊倒地向西方學習，向西方看齊。無論是經濟還是軍事，無論是政治還是對世界本原的認識，都開始以西方人為藍本，中國人開始的一場史無前例的改革和去中國化。假如世界能給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留出一個寬鬆而長久的時間，假如中國人都如辜鴻銘一樣，在當時就認識到西方文化的不足和缺陷，並能堅守住中國文化的應有陣地，也許如今的世界，就不會充塞著這樣多的無奈和迷茫，但可惜當時的中國隻出現了一個辜鴻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