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西方人的堅船利炮不僅打開的中國人的海防線，也打開了中國人思想上的防線。鴉片戰爭的失敗，不僅讓中國人的經濟被西方人奴役，中國人的思想也成了西方人奴役的對象，純中國式的文化元素，逐漸被西方式和半西方式的文化所替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路走了過來。中國人再也不去思考：中國那種古老的文化，還能不能獨立於世界之林。1840年前的中國儒家人，還能理直氣壯地稱西方人和日本人為“蠻夷”，隨著戰爭的失敗，中國的文化人也失去了這樣的底氣，逐漸被“西方列強”和“西方列幫”所替代。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社會矛盾已經相當嚴重，動亂和思變的浪潮已呈風起雲湧之勢，鴉片戰爭的失敗不僅加速了動亂的進程，似乎也給中國的動亂指明了方向。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人，對於怎樣動亂、和如何改變中國的現狀，改變成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形式，還都有些茫然，但鴉片戰爭之後就不一樣了。處在社會各階層的人，似乎都意識到：全方位地向西方人學習，才是改良中國社會的方向！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就首當其衝，站在了完全否定中國文化的立場上，他和馮雲山在起義之前就毀壞了佛道二教的神像，並砸掉了孔子的牌位，創立了“拜上帝會”，想帶領他的教民，建立一個以基督教義為宗旨的“小天堂”，在天京被圍的最後生死關頭，洪秀全還把拯救天平天國的希望，寄托在他那個“上帝”的身上。這也是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的一個結果。而剿滅太平天國的劊子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雖然都反對洪秀全的極端思想，他們卻不反對對中國社會的改製，他們隻是不讚成洪秀全完全否定中國文化的那種極端態度。在鎮壓了太平天國之後，他們也都進行了洋務運動，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良主義。洋務派在軍事上和洪秀全是對立的，但在改良中國社會，向西方文化學習的認識上，卻是相同的，都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必須向西方人學習的地步，隻不過一個激進，一個略顯保守罷了。這種認識一旦形成，就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從最初的隻是工業領域向西方學習，逐漸向政治體製、人文教育等各個方麵蔓延。在民主和科學兩位先生的推動下，革命的浪潮也前仆後繼，皇帝製度的覆滅、北洋政府的總統製、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蔣介石的新文化生活、毛主席的共產主義藍圖，都是在這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中產生的，這股潮流到現在還沒有消退。隨著皇帝製度的消失，出現在中國人之中的社會現狀就是：全體中國人都在談論平等、自由、民主等西方人的名詞。在皇帝專製的時代，這種狀態是不可能出現的，從秦始皇到光緒皇帝的兩千多年間，中國人一直是嚴禁民主與平等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讓中國人脫離帝製壓迫的原動力，卻是堅船利炮下的國門洞開，和一個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在1840年之後的幾十年間，屈辱與光明似乎一起來到了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整個中國似乎在鳳凰涅槃。在漫長的皇帝專製時代，中國人是沒有機會找一個政體參照物，來對比一下中國皇帝製度優劣的！加上儒家人一直在宣傳“蠻夷論”，中國人就真的認為自己是生活在最完美的製度之下，中國以外是地區都是荒蠻之地，那裏的人都生存在劣等的政體之下。隨著西學的漸進，中國人終於得到了一個政體參照物，在和西方政體的比較中，中國人才開拓了另一個思想上的空間，才認識到皇帝製度的黑暗與殘暴，中國新時代的知識分子，開始站在一個新思想領域之中，對兩千多年的皇帝專製，進行反攻倒算和深入的批判。以嚴複、章太炎、魯迅、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批判鋒芒，把中國的封建帝製批得體無完膚。慶幸的是：這些新文化幹將並沒有因為言論過激而危及生命。這要歸功於西方人的民主體製，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的傳統專製，否則，這些新文化幹將的言論，放在任何一個皇帝專製橫行的時代，他們就是有十個腦袋，也難以保住性命。在“腹謗"都能定罪的皇權時代，他們怎會有命在？如果不是那樣森嚴和殘酷，中國的帝製又怎能做到兩千年不倒？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人的科學和民主，逐漸在中國大地上紮下了根，科學所生產出來的物品，進入到人們生活中的方方麵麵，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改變，科學所描繪出的藍圖，也讓中國人無限向往，就如同皇帝時代的中國人，向往堯舜時代一樣。西方人的民主，也讓人們有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開放。與此相對應的則是：以儒釋道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唾棄，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謾罵，成為一部分文人賴以生存的手段；對西方人的文化進行效仿和宣傳，成為了一種時尚。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一種一無是處的曆史塵封，似乎拋棄的越幹淨，中國人就越文明；效仿西方，融入西方文化成為一種主流。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