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改革官製”同時，清朝政府又改考察政治館為憲政編查館，研究利用哪種最有利的“憲政”形式，來保持滿洲貴族的專製統治。1907年，清朝政府又派達壽往日、汪大燮往英、於式枚往德“考察憲政”，因日、英、德國為君主立憲製國家。同時宣稱將設立資政院，作為中央議會的基礎，並命各省籌備設立谘議局，作為地方議會的基礎，隨後又頒布了各省谘議局章程與議員選舉章程。而作為議會的資政院和谘議局卻是以“欽命”來決定的，這也就可以想見它與政府機關隻是名稱不同罷了。
從1905年到1908年，同盟會不斷地發動革命起義，清朝政府為了應付這一日益嚴重的革命形勢，所以采取了上述種種“預備立憲”的姿態來緩和人民革命情緒。但“立憲”之措最終跑不過“革命”之舉。
二、此起彼伏的會黨活動
嚴重加劇的社會矛盾，導致會黨活動頻繁。會黨是中國秘密社會的一大係統，它的成員主要是職業極不穩定的遊民無產者和貧窮的勞苦大眾。隨著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破產勞動者的隊伍日益壯大，會黨的勢力也就相應的發展很快。19世紀末20世紀初，會黨的組織遍及全國，眾多的勞動群眾和遊民無產者參加這種團體，把個人的生活前途，寄托在“兄弟急難，親逾骨肉”的團體互助的基礎之上。到了階級鬥爭和民族矛盾尖銳的時候，會黨就會團結起來鬥爭，成為反帝反封建的活躍力量。如辛亥革命前夕，雩都（今於都）農民反對調查戶口，會黨乘機組織暴動。贛南道率兵馳往鎮壓。當地鍾姓人民遍貼反清揭帖，圍殺官兵。起義群眾後因勢力薄弱，被迫解散。
辛亥革命前所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自立軍起義、萍瀏醴起義等，無不滲透著會黨的力量，活躍著會黨的勢力。反洋教鬥爭中，會黨的作用更加明顯。可以說，會黨是中國近代社會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1909年，“長江上下，到處皆是”會黨。並且，當時江西的會黨種類很多，僅見於記載的即有：洪江會、紅幫、洪蓮會、三點會、鞭剛會、義和拳、金華山會、臥龍山會、西梁山會、江爐山會、西真山會等多種。這一情況說明，在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逐步高漲起來後，會黨是一支有力的同盟軍。當然，會黨情況比較複雜，是一支不易處理的力量。
民族矛盾的進一步加深，人民不堪重負，社會矛盾空前尖銳，會黨活動正是這些現象的集中反映。會黨是基於政治上反清要求而產生的一種秘密結社，發軔於17世紀的康熙年間，盛行於18世紀後半期，它的基本成員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下層勞動群眾，19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大量遊民無產者，他們紛紛加入秘密會社，並成為其主要成分。
在近代中國社會，為什麼遊離出如此多的遊民無產者呢？毛澤東曾說過：“中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國農村和城市中的廣大的失業人群。在這個人群中，有許多人被迫到沒有任何謀生的正當途徑，不得不找尋不正當的職業過活。”因為外國侵略的深入，破壞了中國農村的自然經濟和城鎮手工業，迫使大量農民、手工業者與生產資料分離而成為遊民無產者。這種狀況早在鹹豐、同治之際就有人記載：“山鄉之民，中稔之歲，人不宿飽，一遇凶荒，流亡道路。”此種“無末業可治，散而遊幕，去而僧道，隸為胥役，投為奴仆，流為地棍鹽徒，每省不下二十餘萬人”。迨至19世紀末葉，海運的興起、鐵路的修築、電線的架設，使一些原來依仗運河、驛站謀生的船夫、腳夫、驛卒以及與之相關的人紛紛失業。
近代中國會黨活躍的現象在南方的交通沿線更為明顯，在由盛轉衰的江西尤甚。原來南北交通要道的大庾嶺——贛江——鄱陽湖一線向來繁榮興旺，但五口通商後，中外交通和貿易中心從廣州移至上海，江西通道隨之衰落，正所謂“向之衝途，今為迂道。貨不至，稅大絀”。贛江航運貿易的衰落，又導致沿途碼頭蕭條，吳城、樟樹等地的商業也在衰退，至民國初年“比昔時減少七八”。這就直接導致大批運輸工人失業，正是這些人成為江西會黨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