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延續了數百年之久的惡習的革棄，是中國人走向“明德新民”的第一步，中國人人身健康發展的空間因之豁然闊大，頹唐之容日減，蓬勃之氣漸生，長期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的民族自卑感因自我形象的變更而漸趨於消解。
更高層次的人性解放是在思想的自主與自由方麵，思想的自由如同人身自由一樣，是真正的人不能放棄的原則。辛亥革命時期的移風易俗變革，引發了人們對迷信神權的批判和對民主科學的追求，在更深的思想文化層次上實現了人的覺醒。特別是婦女階層的“興女權，爭自由”活動。
移風易俗變革同樣與民主觀念的形成密切相關。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建立民主共和國，使少有民主傳統的國人萌生出全新的平等觀念，而移風易俗變革則使這種觀念得到進一步強化，南京臨時政府遵循“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明令廢除長期存在的疍戶、墮戶、丐戶、優娼等類賤民身份，許其享有同等的公民權利；禁止使用奴婢、買賣人口，編定禁賣人口暫行條例，“冀使自由、博愛、平等之義，實力推行”。這種興女權、主張人性解放的運動在江西社會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現。
江西婦女運動的先驅蔡蕙於1912年6月回到南昌。當時，第一女子師範的校長正缺員，省教司委任其為女師校長。在這期間，蔡聽說南昌“清節堂”的一班節婦，受盡了舊社會種種封建舊禮教的束縛，過著犯人一般的悲慘生活。在了解情況之後，作為一名有知識的中國女子，蔡蕙對這種壓迫婦女、慘無人道的愚民禮節，展開了無情的批判；另一方麵，又請民政司主持正義，將“清節堂”的全部財產、房屋收歸公有，為節婦們辦些有益的事。經過商量，覺得辦個小型手工業廠為好。於是蔡沒有接受女師校長職，而是全力以赴地籌辦好職業講習所。開初，以36名節婦為基本學員，先行訓練技術。後來又辦了一所小學，解決節婦子女受教育問題。這件事，惹惱了當時“清節堂”的一班董事，也即是舊社會的紳士們。他們大為不滿，起而反對，並辱罵其沒有婦道，敗壞節義，胡說一些什麼“柳絮隨風，桃花逐水”之類的陳詞濫調。而蔡也毫不示弱，當時除在報紙上用文墨與他們鬥爭外，還接連以“節義”為題，在社會上公開演講，極力批判腐朽的封建禮教，號召女子站起來，和各種封建法規進行鬥爭。由於這涉及女子切身利益，參加聽講的女同胞越來越多，無形中把那些董事的反動氣焰壓了下去。這時，江西政府也給婦女以支持，除將“清節堂”的財產全部收歸公有，改辦貧女工廠（後改為女子職業傳習所，地點就在中山路萬子祠一家典當鋪內）外，還做了一些方便婦女的事。由於這個女子職業傳習所既學技術又事生產，在江西還是獨一無二，屬於首創，因此南昌和省內其他地方的女子，紛紛要求來學習，結果傳習所人數由36名節婦，逐步增加到600多婦女。所內附設小學，是專為收容節婦的子女而辦的。
2.婚姻觀念變遷
民國初年，第一次女子參政同盟會提出了包括實行一夫一妻製、禁止無故離婚、禁止強迫為娼和改良家庭習慣等要求的“十一條政綱”。由易昌楫等發起，孫中山、黃興等44位各界要員為讚成的“中華民國家庭改良會”，主張“男女同有繼承權，成年者有財產獨立權”，“厲行一夫一妻製”，“家庭之組織，僅許一夫一妻，及未婚子女”，“欲改良家庭，於子女結婚宜重視本人之意見”；這樣的核心小家庭“男子不納妾，女子不置婢”，“親不為其子謀婚嫁”，“婚嫁力戒奢侈，以免應酬之展勞，節消耗之費”。這樣的小家庭，為世人展示出一幅幸福生活的畫麵。
辛亥革命對舊式婚姻製的衝擊和影響極大。辛亥革命以後，社會風氣大開，新式婚製逐步流行開來，雖然民國的婚禮是對清代的延續，在江西特別是在邊遠的農村，儀式的程序還十分繁瑣，但是與晚清相比，經過辛亥革命的衝擊，婚俗的變遷還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