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說來，從社會經濟結構方麵看，晚清時期至辛亥革命之後，江西地區自然經濟的分解過程和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發生發展，整體上要較其他東南地區在時間上要遲，但也呈現出自己的一些特色。雖說自辛亥革命起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變動尚未到來，自然經濟在全國仍占主要地位，但不能因此低估辛亥革命對江西經濟結構變遷的積極意義。
三、新舊雜糅：近代江西社會風俗的變遷
政治和民俗存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上之所操者政，下之所習者俗，變政而不變俗，則政無由施，變俗而不變政，則政無由化”。辛亥革命時期，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人們的生活習俗漸次發生了變化。而在辛亥革命後，政治、經濟生活的急劇變動，帶動了社會的移風易俗。1912年1月2日的上海《時報》曾這樣描繪當時風尚的變遷：“共和政體成，專製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製成，舊官製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巷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台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從中可見當時的移風易俗是席卷全社會的。它帶來了人們在戀愛、婚姻、家庭、求職、教育、禮儀、衣著、娛樂、消費、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價值取向、審美情趣甚至精神、氣質、風貌等方麵的一係列變化。同樣，辛亥革命給近代江西的社會風俗也帶來了一些新的氣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1.爭女權、興自由與人性的解放
婦女的狀況是社會變遷最靈敏的指示器，“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都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與男子相較，廣大婦女在這一時期所獲人身解放的意義更為深遠，纏足陋習的廢棄，使婦女們扔掉了裹腳布，獲得了肉體的解放。雖然民國社會的婦女生活依然有許多舊時的遺留物，婦女解放的道路仍很艱難，但這是通向婦女解放的決定性一步，由此，婦女才有可能獲得生活的自主、自立，尋找全新的生活環境，或求學，或做事，甚或參加革命鬥爭，爭取其應有的社會地位。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它極大地鼓舞了婦女運動的方向迅速轉向參政。她們紛紛把原有的軍事、救護團體改組為要求參政的政治團體，上書請願，掀起了婦女參政運動的高潮。如果說參軍表達了近代婦女的義務意識，那麼參政則表達了近代婦女的權利意識。中國從來隻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說，但1912年1月11日的《民立報》卻傳出了發自婦女界的另一種聲音：“天下興亡，匹婦有責。”一字之差卻使人頓生換了人間之慨，這是前所未有的變化。
辛亥革命時期，《女革命軍》的歌詞是這樣唱的：“女革命，誌滅清，摒棄那粉黛去當兵。誓將胡兒來殺盡，五種族合大群，俾將來做個共和民。女革命，武藝精，肩負那快槍操練勤。步伐整齊人欽敬。聯合軍攻南京，你看那女子亦從征。”
長期延續下來的習俗中，有許多是不利於人們的健康與生計的。如“曆千百歲，害家凶國”的纏足之俗，“殘毀肢體，阻瘀血脈”，不僅使廣大婦女“動作竭厥，深居簡出，教育莫施，世事罔聞，遑然能獨立謀生，共服世務”，完全被剝奪了走出閨閣、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而且殃及整個社會，“害雖加於一人，病實施於子姓”。男子們拖於腦後的長辮，“矧茲縷縷，易萃黴菌，足滋疾癘之媒，殊為傷生之具”，影響美觀，牽掣行動，徒使外人譏笑，為中國人愚昧、懦弱的典型標記。其他諸如吸食鴉片、賭博成風，“其為禍之烈，小足以破業殞身，大足以亡國滅種”。在外國人眼裏，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人雖已獲得政治新生，但仍然是毫無“勃然之生機”的一族，並進而辱及中國人的國格與人格，這使他們雖身為“新國之民”，仍倍感形體猥瑣，處在沉重的民族自卑感陰影籠罩之下。
對這些陋習的批判從戊戌變法時期已經開始，維新派的康有為即提出“斷發易服”的主張，清末“新政”時期更由政府出麵勸止民間纏足，但真正以法令形式予以廢棄，取得立竿見影效果的，是中華民國。1912年剛剛成立的臨時政府，意識到“社會之良否，係乎禮俗之隆汙，故弊禮惡俗亟須厘正，以固社會根基。”若不拔除這些舊染痼疾，“雖有良法美製”，也難以“雪東亞病夫之恥，保華夏清明之風”。臨時政府將“風俗之害”與“政治之害”並列為革命的兩項主要內容，頒布勸禁纏足、剪辮、禁止賭博的法令，戒除傷生耗財的嗜好（諸如吸食鴉片、嗎啡及各種煙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