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江西社會移風易俗，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習俗的變革，並為日後舊習俗的徹底變革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才在婚姻生活和其他一些領域中掀起了更大的波瀾，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統治中國社會已經幾千年的舊觀念、舊禮教畢竟根深蒂固，也是十分頑固的。因此，不可能經過一兩次革命就期望發生根本的變化。人的現代化，是整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麵，如果沒有從心理、思想和行為方式上實現由傳統人到現代人的轉變，使之具備人的現代人格、現代品質，就不可能成功地從一個落後國家跨入自身擁有持續發展能力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具有現代性的社會角色的形成，是一個國家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人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也就是同阻礙其發展的各種因素相抗爭，擺脫某種自然力量、社會力量的束縛，謀求人的全麵發展的過程。就相對封閉的江西近代社會而言，阻礙人的現代化的因素多種多樣，其中之一就是傳統社會長期積澱下來的各種惡風陋俗，這些“舊染汙俗’，代表了曆史沉積中的醜陋一麵，表現為一種無意識的頑固力量，頑強地支配著人們的觀念和行為，阻礙著人的現代化。對這些惡風陋習的批判和洗滌也就成為近現代曆史上江西走向現代化所麵臨的重要任務。在這方麵，辛亥革命作出的貢獻是巨大的，這一時期的移風易俗變革，使覺醒的江西人民開始擺脫封建束縛對人性的壓抑，意味著中國人的現代化發展有了一個合乎理性的新起點，初步具備了現代人的基本特征。現代性的國民的塑造，不僅在革“身”，更重在革“心”，從中國人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來看，具有鮮明現代性的獨立人格是在辛亥革命後才開始顯現的，而其時的移風易俗變革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
辛亥革命時期，移風易俗變革在江西社會的近代化進程中有所影響。但在大的急促的社會改變後，還特別需要有人們的心理和態度的長久支持來鞏固社會的改變。資產階級革命派也希望通過對封建陋俗的剪除，把現代性深入到大多數國民性格中去，鞏固新的社會秩序，並進而使現代的態度、輿論、行為成為革命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雖然一係列移風易俗的變革使中國人的外在形象與內在心理均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但他們所希冀的現代性並沒有成為居支配地位的人格特征，江西終究並沒有完成由傳統到現代的徹底轉換，這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
首先，就發起這場變革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而言，階級與時代的局限使他們不可能找到產生這些惡風陋俗的社會根源，因此，看似轟轟烈烈的移風易俗變革，卻極少能觸及人們封建思想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在過於厚重的封建舊禮俗麵前，所有這些變革都顯得過於無力，“倡改革者，如主張節約，獎勵優生及改革婚喪諸類，社會上屢見不鮮，然而卻多未有實效者”。大多數人並沒有從心理上和態度上獲得個人現代性，“在他們徒有其表的現代化外衣裏麵，包裹著一顆與傳統思想血液一脈相通的心”。即便是激烈抨擊封建舊俗的革命者自身，也少有能從中徹底解脫者。
其次，和辛亥革命的政治影響一樣，移風易俗對人的現代化的影響局限於沿海大城市及其周邊區域，對於生活在邊遠內地江西的眾多民眾，特別是廣大農民而言，其影響微乎其微。相沿成習的傳統民俗氛圍窒息了中國鄉村社會任何變動的可能，相對於已經初具現代意識的沿海城市居民而言，其心態一如既往：循規守矩，保守固執，遠未踏出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步。
最後，人的現代化，不是一個突變的過程，而是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如果說現代工業社會的建成和民主共和的實現，尚需幾代人努力的話，那麼現代人的成長，需十幾代幾十代人，才能完成這一身份轉換。辛亥革命時期的移風易俗變革應該是這一漫長曆程的開端，起著加速發展的重要作用，它部分地實現了江西傳統形象的轉變與新的價值觀念的內化，促進了適應新社會要求的社會角色的形成，“現代性”有了一定的萌芽。雖然這一進程時有反複，江西人民身上所體現出的現代性與傳統性也長期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但其大勢不可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