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轉一篇碧蹄館之戰的考證文——————作者：地獄變一、前言
公元1593年(明萬曆二十一年朝鮮宣祖二十六年日本文祿二年)，農曆一月二十七日[1]，中日雙方在朝鮮王京（今首爾）以北的碧蹄館，爆發了一場短促而激烈的戰鬥，史稱“碧蹄館之役”。此次戰役的規模，較之此前的平壤、此後的晉州、蔚山、泗川、露梁等大戰均有未逮，卻由於其在這場戰爭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成為中、日、韓三國史學家長久爭論的話題。
1593年初，繼平壤戰役大敗小西行長之後，明朝的近四萬援朝部隊在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鬆的指揮下大舉南下，日軍各地守軍望風而走，鳳山的大友吉統，白川的黑田長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等，紛紛向南撤退，明軍幾乎兵不血刃，就在半月之內收複失地五百餘裏，朝鮮三都八道，已有二都（平壤、開城）五道（黃海、平安、京畿、江源、鹹鏡）的大部分地區落入明軍掌控之中。
而正於此時爆發的碧蹄館之役，卻使明軍一瀉千裏的攻勢戛然而止，李如鬆主力退回開城，開始傾向於和談，而日軍則借此贏得喘息時間，重新收縮集結兵力，確保了對朝鮮南方的控製。
關於此戰，中、日、韓三國都有許多記載。筆者所能查閱到的資料，中方史籍有明朝援朝經略宋應昌所著《經略複國要編》、將領錢世楨的隨軍記錄《征東實紀》、兵部職方主事茅瑞征所著《萬曆三大征考》，以及明朝史檔《明史》、《明神宗實錄》。近代研究則有王崇武先生所著之《李如鬆東征考》、李光濤先生所著之《朝鮮壬辰倭禍與李如鬆之東征》、吉林文史出版的《中日關係史》等。朝方的記載，有當時官居李朝領議政兼都體察使（相當於首相）的柳成龍所著《懲毖錄》、朝鮮史檔《李朝宣祖敬昭實錄》，以及申炅《再造藩邦誌》、趙慶南《亂中雜錄》等裨史。日方資料，則有舊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朝鮮役》、中野等著《秀吉の軍令と大陸侵攻》、北島萬次著《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曾根俊虎《日本外戰史》、青木輔清《朝鮮征伐記》、野村銀次郎《朝鮮軍記》等。
但就是這些來自三國各自的權威資料，對這同一場戰役的記述卻分歧極大，屢屢出現互相矛盾，彼此抵觸的問題，也令後世的學習者們困惑不已。筆者不才，願以一己之思，不揣冒昧，試對三國史料進行一下分析總結，希望能求同存異，達到稍稍理清這一段曆史的目的。
愚以為，以當時三國所處的曆史環境和各自立場，在文書記錄中出現誇大自軍戰績，貶低敵人的情況是很正常的；而又由於信息不暢、情報不通，即使一些無關勝負的記錄，也難免在對手或第三方筆下出現誤記。因此，一般性的資料數據，己方自己的信史記載應更為可靠，而當事關勝負戰績之時，第三方的中立觀點就顯得難能可貴，幸運的是，在碧蹄館這場戰鬥中，朝方“將官隨行者隻高彥伯等數人而已”（《宣祖實錄》），與其說是明朝盟軍，不如說更像一個軍事觀察小組的角色，無形中處於了第三者的旁觀位置，而此戰之後因李如鬆堅持退兵而與朝方柳成龍等產生的矛盾衝突，又使朝方的中立心態得以加強，故此，筆者在分析這段曆史的時候，更多的采信了朝方的資料。
二、戰前籌計：
時年正月八日，小西行長的第一軍團於平壤大敗，一路南逃，十七日撤入王京。其他日軍如白川的黑田長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亦開始向開城撤退集結。十六日，擔負監軍的大穀吉繼趕赴開城，親自勸說準備在此與明軍決戰的西國老將小早川隆景同意撤退，十八日，日軍放棄開城，各部相繼南下，二十二日進入王京（《日本戰史朝鮮役》）。
二十日，明軍先鋒李如柏、李寧所部進入開城。二十三日，李如鬆率明軍主力到達[2]，開始救濟災民，安定人心。據朝鮮元帥金命元的奏章：“見本府士民饑饉，發銀一百兩、米一百石，命張世爵俵散賑救.....”雖說是杯水車薪，但明軍也隻能從牙縫裏擠出這些了，自入朝以來，李氏朝廷所供應的糧草就一直時斷時續，混亂的時局和李朝臣僚的玩忽職守，令明軍的後勤供應頻頻中斷，《宣祖實錄》即錄有同年二月有大臣李德馨彈劾將領金應瑞的奏章：“啟：金應瑞盡率其軍輸送糧料事已受分付，而今無一石之到，諸將之不用命至於此，極極為痛憤……”。又，“上曰：糧餉措置幾何？德馨曰：千裏軍糧，勢必匱乏，而朝廷不為料理，使糧草不繼……”
平壤的一戰即潰，震動所有在朝日軍。坐鎮王京的侵朝日軍總大將宇喜多秀家，緊急會同石田三成、大穀吉繼、增田長盛等軍監三奉行和南撤的諸將領召開軍議，商討迎戰事宜。與會日軍將領分成籠城和出擊兩種意見，石田等三奉行主張籠城據守，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加藤光泰等武將則堅決要求出城決戰，最後出於城內軍糧不多，難以長期堅守的考慮[3]，出擊派的意見在軍議中占了上風（北島萬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而西國猛將立花宗茂得到隆景“立花家的三千士兵足以抵擋他家一萬（立花家の３千は他家の１萬に匹敵する）”的讚譽，被委派出任先陣（《立花朝鮮記》）。
此時集結在王京的日軍共計五萬餘人，編成三部準備出擊迎戰明軍。
前軍由小早川隆景率領，編內有：
先陣立花宗茂、高橋統增（宗茂之弟）三千人
二陣小早川隆景八千人
三陣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築紫廣門五千人
四陣吉川廣家四千人
後軍由宇喜多秀家率領，編內有：
先陣黑田長政五千人
二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穀吉繼五千人
三陣加藤光泰、前野長康三千人
四陣宇喜多秀家八千人
小西行長、大友吉統作為後備隊駐守王京。
（《日本戰史朝鮮役》）
入朝明軍兵力，實到三萬八千五百三十七名，平壤之戰時傷亡二千二百八十八名，可用之兵約三萬六千人[4]。
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鬆以下，以副總兵都督僉事楊元統領中軍，麾下有：參將楊紹先率領寧前等營馬兵三百三十九名，標下都司王承恩領薊鎮馬兵五百名，遼鎮遊擊葛逢夏領先鋒右營馬兵一千三百名，保定遊擊梁心領馬兵兩千五百名，大同副總兵任自強並遊擊高異、高策共領馬兵五千名，標下遊擊戚金領車兵一千名，共一萬零六百三十九名。
副總兵都督僉事李如柏統領左軍，屬下包括：副將李寧、遊擊張應種領遼東正兵、親兵共一千一百八十九名，宣府遊擊章接領馬兵兩千五百名，參將李如梅領義州等營軍丁八百四十三名，參將李芳春領馬兵一千名，參將駱尚誌領南兵六百名，薊鎮都司方時輝領馬兵一千名，薊鎮都司王問領車兵一千名，宣府遊擊周弘謨領馬兵兩千五百名，共一萬零六百三十二名。
副總兵都指揮使張世爵統領右軍，下轄本官並遊擊劉崇正領遼陽營並開原參將營馬軍一千五百三十四名，原副總兵祖承訓領海州等處馬軍七百名，原副總兵孫守廉領沈陽等處馬軍七百零二名，原加銜副總兵查大受領寬佃等處馬軍五百九十名，薊鎮參將吳惟忠領南兵三千名，標下都司錢世禎領薊鎮馬兵一千名，真定遊擊趙文明領馬兵兩千一百名，大同遊擊穀燧領馬兵一千名，共一萬零六百二十六名。
（《經略複國要編》）
三、前哨戰之疑：
正月二十四日，明軍得到朝方哨探的一條消息：“倭賊已退，京畿（王京）已空”[5]。為證實此消息的準確性，李如鬆當日即遣副總兵查大受率所部，以朝鮮防禦使高彥伯為向導，南下探查王京虛實。
二十五日晨，當查大受部的前哨到達王京以北的昌陵附近時，突然遭遇一小股日軍。據日方記載，這是日軍將領加藤光泰和前野長康率領巡查王京周邊的物見隊，由四十騎武士和一些足輕從者組成，共約一百五十兵力。雙方在短促交手之後，數量占劣勢的日軍被斬首百餘級，餘部逃回王京報告（桐野作人《碧蹄館之戰》）。另，《日本戰史朝鮮役》稱日軍損失為六十餘人。
關於這場戰鬥，吉林文史編《中日關係史》中記述“查大受軍隊在二十七日於高陽迎曙驛與日軍北上搜索部隊加藤光泰部相遭遇，雙方展開戰鬥，明軍斬首六百餘級，日軍敗退（《中日關係史》第四章第五節明日戰爭）。”附注中注明此資料援引自《宣祖實錄》第35、36卷。
兩相對照之下，發現中日雙方的記載不僅戰果上有很大差異，日期竟也差了兩天。筆者查閱日方諸史料，無論《日本戰史朝鮮役》、北島萬次《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等，對加藤光泰敗戰的日期記載都是確定為日曆二十四日（即明曆二十五日），這些日史著作同時出現如此誤記的幾率很小，那麼，《中日關係史》中會不會記錯呢？
筆者根據注釋線索，翻閱《宣祖實錄》第35、36卷，查得朝鮮都元帥金命元和領議政柳成龍、右議政俞泓關於此戰的奏章。
金命元報稱：“（二十）七日早朝欲親審京城道路形勢，單騎馳向碧蹄。時京城之賊尚有數萬，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訓等領精騎三千與本國防禦使高彥伯遇賊於迎曙驛前，大受與彥伯縱兵急擊，斬獲六百餘級，諸將因此益輕敵，賊將聞其前鋒為大受所破，悉眾而來……”
柳成龍奏章：“是日（二十七日）曉，查總兵與防禦使高彥伯馳到昌陵近處，賊多設伏於山穀間，先出數百餘人誘引，總兵揮軍掩擊，賊披靡散走，斬獲殆盡，彥伯軍亦多射殺，欲引退之際，賊後隊大兵繼至……”
俞泓奏章：“本月二十七日李提督領兵發，行聞查副總高彥伯同往體探，適逢賊六七百名，斬獲四百餘級，則賊眾無數出來……”
筆者注意到，金、柳、俞在奏報中都沒有提及對方頭目的姓名，卻都提到在明軍在剛結束戰鬥之後，就遭遇了日軍大隊人馬，柳成龍更指出這數百人是日軍引明軍上鉤的誘敵之計，如果這真是加藤光泰巡邏隊的話，日軍大隊人馬隨後傾巢而出緊跟是不合邏輯的。因此，筆者認為，金、柳、俞奏報中所提及的這支日軍，並非加藤巡邏隊，而是後文中將要提到的立花宗茂所部十時連久前隊，加藤光泰這支百人小隊的遭遇在朝鮮三重臣的奏報中並沒有提及，《中日關係史》很可能誤解了《宣祖實錄》中的原檔，把這兩場發生於不同時間的戰鬥混為一談了。
四、如鬆南下兵力考：
二十六日，得到查大受初戰報捷的消息後，李如鬆亦親率輕騎南下。
關於李如鬆南下的兵力多少，一直是各方激烈爭論的焦點。中方學者認為李僅率少量輕騎南下，而日方學者堅持認為應有大部明軍相隨，如《日本戰史朝鮮役》、《文祿慶長之役》、《日本外戰史》等資料，雖然都肯定了明軍在開城留駐了約半數人馬的事實，但均認為仍有二萬餘人的部隊隨李如鬆南下，此外更有《朝鮮軍記》、《朝鮮征伐記》、《征韓錄》等稱李如鬆率眾達十數萬。亦有人提出支持性分析，指李如鬆身為全軍統帥，身邊不可能沒有大軍主力相隨保護。
其實持此種觀點的人，實是不了解李如鬆其人。李如鬆之父，乃是明朝遼東名將李成梁，李成梁一生征戰塞外，慣以輕騎偏師出奇製勝，他曾在萬曆三年至十九年間，多次以輕騎銳卒出塞，長途奔襲蒙古韃靼土蠻各部，屢獲大勝（《明史李成梁傳》），李如鬆從小跟隨父親戎馬生涯，亦多用此戰術，這也包括了致令他敗死的最後一戰。公元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四月，李如鬆再一次僅率二千輕騎出塞，奔襲韃靼土蠻炒花部的巢穴，但當他長途行軍四百餘裏趕到目的地——撫順渾河地區時，卻發現數萬土蠻健騎正在草原集結，準備進行一場大型的遊獵聚會。猝然的遭遇令李如鬆措手不及，兩千騎兵全軍覆滅，李本人力戰身死，卒年五十歲。
由此可見，李如鬆從開城僅率少量輕騎南下，雖以常理度之有些詭異，但就他個人來講卻是帶兵習慣使然。
而中朝兩方的史料，在這裏更給出了肯定的結論。
《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複平壤開城戰功疏》中轉呈了李如鬆對此戰的揭報：“本月二十六日職先遣原任副總兵孫守廉、祖承訓、遊擊李寧等選領精兵三千，前鋒哨探王京道路，以便進兵埋伏攻取。去後二十七日，職率副將楊元、李如柏、張世爵等選帶兵丁二千親去踏看，至馬山館離王京九十裏，留楊元領兵一千繼後，職與李如柏、張世爵等領兵一千前行……”
錢世楨《征東實紀》則從另一角度提供了目擊者的旁證：“是時查大受料倭奴必奔，欲功自己出，遂偽報倭奴遁逸者強半，王京可不煩兵下，以故提督公不省，二十六日忽見李寧、孫守廉、祖承訓率提督公家丁三千餘人披甲乘馬而出城關西，諸將皆不與聞，迎問之各支吾而不令失口，竊怪焉，追見提督公察其意氣雲何，公曰吾當前往探路，諸將各率百人隨行可也。沿途解凍淤泥濘滑艱難萬狀，抵臨津江冰渙無舟渡，詢鄉導淺沙而濟，日暮抵烏山，去王京八十餘裏，諸將既非全軍，皆互散無複部伍……二十七日，候令調遣，辰時而令不至，遣人探之，提督公已率其家丁赴碧蹄矣。未暗，報馬馳至雲：賊於前軍交撲，酣戰已久。頃之，提督公率其屬而回。”
《宣祖實錄》中柳成龍關於此戰的奏章：“啟曰：二十六日提督由開城府渡臨津淺灘駐兵於坡州，二十七日後提督與李都督率家丁百餘馳向碧蹄，將欲親自體探於京城，諸軍不動……”
備邊司轉都元帥金命元書狀：“（提督）二十六日自臨津下流涉灘以過進次坡州，（二十）七日早朝欲親審京城道路形勢，單騎馳向碧蹄。時京城之賊尚有數萬，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訓等領精騎三千與本國防禦使高彥伯遇賊於迎曙驛前……本國糧餉在碧蹄者散失殆盡，先是提督以糧餉不敷，中分其一半留鎮東坡，一半渡江，至是勢急，急遣人促召後軍，才過公尾（其字上公下尾）岩，前軍已罷還矣……”
接待都監轉述明軍遊擊陳方招的口述：“啟曰：遊擊陳方招來言，去月二十七日，先送五百軍馬體探京城，又以三千埋伏於後……”
依韓國地理誌，從開城向東南約25公裏為東坡，再5公裏為臨津江，過江約5公裏為坡州，過坡州25公裏為碧蹄館，碧蹄館南15公裏即為王京。
從各方不同的敘述中，大略可以理出李如鬆的行動及兵力調撥：二十四日先以朝鮮將領高彥伯為向導，查大受所部五百軍馬南下哨探，結果遭遇日軍加藤物見隊，小有斬獲。李如鬆有可能是接到了查大受初勝後“倭奴遁逸者強半，王京可不煩兵下”的報告，遂在未知會眾將的情況下，自遣孫守廉、祖承訓、李寧率三千人於二十六日晨南下王京，自己亦於當日與楊元、李如柏、張世爵等親信重將率二千家丁隨後動身，渡過臨津江下營坡州。其餘諸將，則是在聞訊後各帶少量隨從跟上的，人馬均留在了開城。二十七日辰時之前，和李如柏等僅率數百至千家丁即行趕往碧蹄館，楊元及其他諸將留駐坡州。江北的東坡留下了一半糧草，應該還有部分兵力守衛。
而《宣祖實錄》中卻有漢城府判尹李德馨的一篇奏章，其中提到明將李寧、張應種曾於當月二十一日率精騎六七千在坡州結陣下營，以為警戒王京方向的前哨。如果李德馨提供的人數準確，而這支部隊又沒有被召回開城的話，那麼在坡州的兵力當不止楊元的一千人。
不過即便加上這支部隊，也不過萬人上下，仍然不及日方提出的最低人數。筆者對日方資料的考證來源不能詳知，但個人認為：日方最可靠的消息來源也不過是當時日軍的偵察情報所得，而限於當時的曆史局限性和雙方敵對態勢，是很難得到絕對準確的敵方數字的，因此，中、朝方提供的人數更為可信。
黃龍騎士團論壇女子數月內減重50餘斤成鐵人三項運動員(組圖)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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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din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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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發大中小發表於2010－9－1106:45PM隻看該作者五、開戰：
加藤物見隊在距京城數裏之外遭遇明軍襲擊的消息，令王京日軍迅速行動了起來。《日本戰史朝鮮役》記載：四萬日軍當即出城準備迎戰，但向北搜索了四、五裏，卻發現查大受部已然退回坡州，於是隻得無功而返，但從此加強了對王京以北的警戒和巡視，並在弘濟院設立前哨陣地，以反製明軍仍然不時出沒的哨騎騷擾。
關於查大受部退回坡州的行動，中朝史料中未見任何記載，亦未提及查大受二十五日進抵王京附近之後直至二十七日之間的行動。
二十七日醜時（淩晨1~3時）許，由立花家兩位家老——十時但馬守連久和森下備中守釣雲，以及“騎士銃卒各數十”組成的物見隊，在王京以北約12公裏的礪石峴附近發現明軍大隊的蹤跡，火急回報本隊。於是，枕戈待旦的日軍迅速行動起來，立花宗茂軍先發，各部跟隨其後，相繼向礪石峴進發。（《日本戰史朝鮮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