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先趕到的立花宗茂迅速占領礪石峴，由於當時大霧彌漫影響了視野，宗茂並未急於進攻，而是一麵下令士卒吃早飯，一麵開始排兵布陣：先陣小野和泉守鎮幸、米多比丹波守鎮久七百人，中陣十時連久、內田統續五百人，後陣宗茂與其弟高橋統增二千人。此時十時連久提出，小野鎮幸和米多比鎮久皆為家中重臣，未防有失不可為先鋒，並慨然自任，得宗茂許可爭得先鋒之位，於卯時（早6時）開始超越先陣進軍。（《立花朝鮮記》）
七時，十時隊與據稱大約三千餘人眾的明軍騎兵發生接觸，在日本九州號稱“生摩利支天”的十時連久雖已經是五十歲的老將，卻依然勇猛非凡，率領部下五百餘人搶先向明軍發動了攻擊，將這支數倍於己的敵軍擊破，其殘部向北方的望客峴逃去（《立花朝鮮記》）。而關於此隊明軍人數，《日本戰史朝鮮役》記作二千馬軍，曾根俊虎《日本外戰史》、奧田鯨洋《日韓古跡》則均說僅有數百。
當追擊到距離望客峴數町（幾百米）距離的時候，忽然遭遇六七千明軍增援部隊的反擊，十時連久以下百餘人戰死，立花宗茂軍陷入苦戰（《日本戰史朝鮮役》）。
而據桐野作人《碧蹄館之戰》所說，立花軍當時其實是使用了一種“示弱”戰術，即以十時連久的五百兵力正麵楔入敵陣然後撤退，引誘敵軍追擊，而立花宗茂率本隊主力二千人繞到明軍右翼，尋找時機攻打敵人的薄弱部位。不料明軍的火炮太過猛烈，當十時連久成功完成誘敵任務準備撤出時，負責接應他的小野鎮幸卻被明軍暴風似的大炮轟擊所阻，待小野隊終於冒著炮火突入與之會合之時，十時連久已死於明將李如梅箭下，與他同時戰死的還有其部下百餘人。但連久雖死，立花宗茂的本隊卻借著大霧繞到了明軍右側，趁明軍騎兵的追擊隊形尚鬆散時，突然發起了攻擊，並與正麵的小野鎮幸相互呼應，從兩麵交替打擊明軍的中軍。“宗茂的二千餘騎疾馳到（離敵軍）僅有3町的地方，一齊呐喊後，從左側發動攻擊，打亂敵軍陣形後撤離。（鎮幸）的八百餘騎向頑強抵抗的餘勢追擊，討得二千餘敵（《立花朝鮮記》）。”
這段文字中有些明顯的錯誤，殺敵二千的戰功連日本學者們也都認為過於誇張了。而極力渲染明軍火炮的威力也說明了日軍對明軍火器的不了解：當時明軍火炮器械都留在了開城，在碧蹄館施放的隻是神機箭而已[6]。
但除開這些，倒也確與朝方史料有些吻合之處，柳成龍奏章中提到的：“賊多設伏於山穀間，先出數百餘人誘引，總兵揮軍掩擊，賊披靡散走，斬獲殆盡，彥伯軍亦多射殺，欲引退之際，賊後隊大兵繼至......”或許就是對這一段戰事的描述[7]。而金命元、俞泓奏報中“斬獲六百餘級”、“適逢賊六七百名斬獲四百餘級”的戰績，用在這裏雖然也顯誇大，但也比用在僅有一百五十餘人的加藤小隊身上要合適的多。此外，朝鮮裨史《再造藩邦誌》中也有一段記載：“黎明賊數百出陣於彌勒院前野，査大受與高彥伯領數百騎進擊，斬賊一百三十級。”和日方提供的損失頗為相近。
至於中方此時投入的兵力，筆者認為，日方先後遇到的“二三千馬軍、六七千增援”，其實就是前麵所提到的查大受五百前哨和孫守廉、祖承訓、李寧的三千後繼。而此時的李如鬆，按照同駐坡州的錢世楨所言：“辰時（早7~9時）而令不至，遣人探之，提督公已率其家丁赴碧蹄矣。”應該剛出坡州不久。
據申炅《再造藩邦誌》所載，査大受連戰告捷，意氣風發，“馳稟於提督曰，賊已奪氣，願速進兵。提督與麾下數十人，鞭馬而出，三協大將亦與家丁數十，相繼馳赴。”如果査大受當時真是如此傳報的，那麼他很快就要自悔失言，並十萬火急地再發出一份內容截然相反的告急文書，因為不僅立花宗茂的本隊即刻就要殺到眼前，四萬多日軍主力也正在通過礪石峴山口，漫山遍野的向他撲來。
但《再造》屬於裨史，其中所載或有傳言，不足盡信。比如這段話裏就至少有兩處謬誤：一是從時間上推算，李如鬆不太可能是接到査大受的報捷後才從坡州出發的，報捷信使約7時從礪石峴出發，途經60餘裏山路才能到達坡州，這樣李如鬆接報後再動身總要到8時後，而據錢世楨所言他此時已經出發了；二是三協大將並未全部跟來，留守坡州的中協大將楊元因此成了李如鬆最後的救命棋子。
不管立花家的軍記有多少水份，也不管査大受、祖承訓等究竟是被這支日軍擊退的還是被後麵源源不斷的日軍大隊嚇退的，到上午巳時（9~11時）許，立花軍在又付出武者奉行池邊永晟戰死，百餘士兵傷亡的代價後，將明軍一直逼退到望客峴以北地區。據《日本外戰史》記載，當時戰事極為激烈，“宗茂鎧上箭如蝟毛”，不得不退到西麵小丸山上稍事休整，黑田長政軍上前接替其奮戰，才逼退了明軍。雙方暫時脫離接觸，準備整軍再戰。
六、午前：
李如鬆辰時之前即已動身出發，相隨人數《再造》稱“麾下數十”，柳成龍說是“百餘家丁”，金命元先稱“單騎馳向碧蹄”後又說是“精騎千餘”，李本人則報“領兵一千”。之所以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筆者辜妄猜想：《再造》中“相繼馳赴”一句或能解釋此問題，即李如柏、張世爵等將領是在聞訊後陸續跟上的。而李如鬆之所以會在清晨就僅帶少數從人匆匆南行，很可能是在更早些時候收到了査大受發現敵蹤的報告——十時連久物見隊能發現明軍，査大受的斥候同樣也能發現日軍。
行至惠陰嶺，李如鬆接連收到了前軍先喜後憂的飛報，“提督方行路上，見彥伯軍官，詳聞賊勢，遂馳往碧蹄”。得知形勢已出現劇變的李如鬆，仍然堅持繼續趕往前線，同時他應該也在這時使人快馬返回坡州，通知了楊元迅速領兵前來增援，否則楊元就不可能在午時就趕到戰場。越嶺之時，由於道路濕滑，李又急於趕路，不慎馬蹶墜落，跌傷左臉，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個不祥之兆。
據李如鬆的自述，他於巳時趕到戰場，見査大受、祖承訓等麵對不斷增多的日軍正在猶疑不決，且戰且退，當即喝令眾軍一齊向前，對日軍發動了反攻。“至碧蹄館離王京五十裏，聞報我兵與賊對敵，職即督兵馳至，見得各將因賊勢眾方在遲疑，職當即奮喝將士如敢畏縮不前者斬首，於是官兵齊上與賊砍殺一處，從巳至午……（《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複平壤開城戰功疏》）”
裨史《再造》和《宣祖實錄》中金命元的奏報，為其提供了參考佐證：“提督踰惠陰嶺，墜馬傷麵，換乘而前，諸將鼓勇爭先，望見賊陣而進，於是提督揮其軍為兩翼而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遂馳往碧蹄，路上馬蹶墜落傷臉，時南浙炮兵俱未及到，隻有手下精騎千餘。提督即麾已到之兵，進陣於野，與賊對陣……”
但此時，明軍在戰場兵力劣勢卻越發明顯了。同樣在巳時許，小早川隆景、宇喜多秀家率領的四萬日軍已全部趕到望客峴。
日軍再次進行陣前緊急軍議，石田等奉行認為明軍新到增援士氣必盛，應該撤退以避其鋒，於是著黑田長政去勸說前軍主將小早川隆景撤軍，遭隆景拒絕，大穀吉繼又親自前往相勸，隆景麵對吉繼和眾將痛陳利害，指出“此時撤軍，彼若追擊，我軍則進退維穀，今日之戰，我軍必並力向前。”眾將感奮，皆願一戰，於是隆景下令重新布陣，他親自接替主攻位置，宇喜多秀家、黑田長政等隨後跟進，另使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築紫廣門等五千人從東側的山上包抄明軍左翼，而已經奮戰一上午的立花宗茂軍則在休整之後，從西側山上向明軍右翼迂回（《日本外戰史》）。
巳時下刻，小早川隆景以麾下大將粟屋景雄、井上景貞各領三千人分左右兩翼向明軍逼近。甫一交戰，左翼的粟屋景雄即遭遇了明軍神機箭和弓箭的猛烈射擊，隊伍一時大亂，一部明軍騎兵趁機越陣而出，直衝粟屋隊，粟屋景雄奮力拒戰，漸漸不支，右翼的井上景貞急忙準備上前支援。此時，小早川家的謀士佐世正勝諫言：“敵勢猖獗，粟屋隊很快就要不支後退，毋寧待敵軍追擊之時，從山坡上猛然衝下擊敵側翼，則敵軍必敗。”景貞從之。須臾之間，粟屋隊果然敗退，明軍騎兵追擊而來，“恰如海潮湧至”，井上隊遂一齊呐喊，衝下山坡，粟屋隊亦回身反攻，同明軍展開了一場惡戰（《日本戰史朝鮮役》）。
近身搏戰之中，明軍騎兵的裝備劣勢顯露出來，除了神機箭外，明騎兵僅攜帶了隨身配刀，《再造》稱“提督所領皆北騎，無火器，隻持短刀。賊兵迫前突陣，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懲毖錄》亦言明騎兵的佩刀不過是“鋒不利而鈍”的短刀，與日軍的武士刀相鬥往往“被左右斬擊，刀被斬斷，人倒馬翻，敢立於前者無一人也。”
此外，地形地勢也限製了明軍騎兵的發揮。從礪石峴至碧蹄館，皆是崎嶇狹窄的河流溪穀地形，略平整處則散布民間水田，極不利於騎兵機動。加之頭天晚上天降大雨，地上的冰雪初解，道路泥濘不堪。[8]
金命元的奏報中描述了當時激戰的情形與明軍窘境：“與賊對陣，先放神機箭，初一交戰，賊少卻，而以見天兵小，左右散出，冒死突出，直衝中堅，天兵全無器械甲胄，徒手搏戰……”
一番激戰之下，人數裝備均處於劣勢的明軍漸漸不支，戰線開始向北推移。
據立花家軍記記載，在主戰場漸占上風的同時，從右路迂回包抄的小早川秀包隊卻在途中突然遭遇了一支明軍的奇襲，陷入一片大亂。混戰之中，先鋒大將橫山景義，家臣桂五左衛門、內海鬼之丞、波羅間鄉左衛門、伽羅間彌兵衛、手島狼之助、湯淺新右衛門、吉田太左衛門等紛紛戰死，明軍直衝到秀包馬前。小早川秀包乃日本西國名將毛利元就之九子，雖年僅25歲，卻已在四國、九州多立戰功而享有武勇之名，此時亦親自手持短槍，縱馬與撲上來的明軍惡戰。激鬥中，秀包一度被明軍拉下馬來，幾乎被殺，幸虧家臣桂繁次、粟屋源兵衛、白井包俊、荒川善兵衛、井上五左衛門等拚死上前搭救，將秀包搶了回去。
河村哲夫《西日本人物誌立花宗茂》等傳記稱，這支明軍是新趕到的中方增援部隊，由一員名叫李大孤的明將率領，人數達到一萬，在此後的作戰中，這支部隊被驍勇的立花軍完全擊潰。
但無論明國還是朝方史料中，均不見關於這位統領重兵的將領的任何記載，日本比較嚴謹的資料中，亦不曾提及這位神秘的人物。筆者認為，如果秀包隊真曾經遇襲的話，要麼是被從正麵戰場分出的一支明軍偏師攔截，要麼是遭遇了在李如鬆出發後陸續跟來的小股部隊，而李大孤和一萬人雲雲則過於離奇，且無任何旁證，實不足為言史者所道。
由於戰線的北推，小早川秀包終於得到正麵戰場粟屋、井上兩軍的支援而得以脫困，在東麵山上重整隊伍。經驗豐富的老將隆景，已看出明軍兵寡的弱點，下令作戰移時的粟屋、井上兩軍休息，自己親率本隊生力軍上陣，以保持對明軍連續不間斷的壓力。
明軍此時已後退至高陽，李如鬆親自上陣督戰，但久戰之下的士兵已疲憊不堪，遍地泥淖更使得戰馬舉步維艱，李部已陷入了進退維穀的窘境。
七、午後：
近午時（11~13時），日軍左右翼的部隊從山上迂回到位，完成了對明軍的三麵包圍，小早川隆景居中，立花宗茂在左，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在右，同時發起了總攻。“賊眾接續愈添，分布沿山遍野，由兩山夾空將我兵圍住……（《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複平壤開城戰功疏》）”李如鬆見情勢危急，躍馬衝至陣前，“與手下驍將數十人親自馳射”（《宣祖實錄》金命元書狀），但明軍此時已成強弩之末，隨著一陣鐵炮的激射，右翼大亂，士氣高昂的立花軍率先突破防線，李如鬆及部下已落入了絕境。
危急關頭，楊元率領的援軍終於趕到，從日軍尚未合攏的北麵一氣殺入，為被困明軍打出了一條後退的生路。
時至此時，驍勇的李如鬆仍不願言敗，依然試圖整軍反擊，“副將楊元領參軍鄭文彬等各率親丁兵馬急來接應，砍入重圍，賊方稍退，職乘亂奮率楊元、李如柏、張世爵等並中軍旗鼓官王希魯等冒死衝砍，殺賊數眾……（《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複平壤開城戰功疏》）”但日軍後隊源源而至，吉川廣家、黑田長政，以及宇喜多軍的大將戶川達安等紛紛上前夾擊，李如鬆見大勢已去，不得不下令退兵，李本人率家將親自殿後，且戰且走，掩護大軍向北方的惠陰嶺撤退（《日本戰史朝鮮役》）。
明軍既退，日軍各部無不趁勢掩殺，立花宗茂、井上景貞兩軍當先衝擊明軍殿後部隊。“提督殿後而還，賊三千餘人直逼提督，提督且射且退，賊遂乘銳亂斫，天兵死者數百……（《宣祖實錄》金命元書狀）”李如鬆身邊的護衛越戰越少，數十名日本武士已衝近如鬆馬前，危急之時，家將李有昇“以身捍蔽，刃數倭（《再造》）”，自己也被小野鎮幸和井上景貞夾攻，鉤下馬亂刃分屍。小野鎮幸之弟小野成幸頭戴金箔押桃型兜，搶前急搏李如鬆，被李如梅趕來一箭射殺，李如柏、李寧等紛紛返身殺回，接應主將脫險歸隊。
李有昇其人，正史中無詳細記載，《再造藩邦誌》為其做小記：有昇遼東鐵嶺衛人，勇力絕倫，常隨提督，左右不離，至是死焉。
據立花家軍記記載，除小野成幸外，小野鎮幸的副將小串成重、家臣安東常久亦皆戰死於此時。
明軍部隊交替掩護，越過惠陰嶺而去，小野鎮幸顧忌明軍再有後援出現，下達了立花軍停止追擊的命令，隆景亦傳令收兵，日軍打掃戰場後撤退，於下午5時許回到王京（《日本戰史朝鮮役》）。
明軍於未時（下午1~3時）後退返坡州，次日北渡臨津江返東坡，月末撤回開城。《宣祖實錄》載：柳成龍、金命元、俞泓、李德馨等隨軍朝鮮大臣聞知明軍欲退，集體趕往李如鬆大營力爭，李以“此處馬草乏絕，後有江水，火炮器械南方炮手亦未易到”為辭，言欲回東坡休兵數日，柳成龍等又跪陳苦求，但李部下軍官張世爵等皆力主退駐，如鬆遂一麵溫言安撫柳成龍等，一麵傳令退兵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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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din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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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大中小發表於2010－9－1106:46PM隻看該作者八、雙方損失：
據李如鬆自己的揭報稱：“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七顆，內有賊首七名，係遊擊沈惟敬通事張大膳辨驗明的，奪獲倭馬四十五匹，倭器九十一件……查計陣亡官兵李世華、賈待聘等二百六十四員名，陣傷官兵四十九員名，射打死馬二百七十六匹。（《經略複國要編》之《敘恢複平壤開城戰功疏》）”
錢世楨《征東實紀》亦稱：“是日兩軍互有損傷，得首一百六十有奇。”
朝鮮方麵的記載，由於明軍敗後自諱傷亡，朝人亦不敢多自打聽，所報均比較含糊。金命元報“天兵死者數百，李備禦、馬千總皆死於賊。”尹根壽奏“損折天兵三百，殺倭亦三百，殺傷相當。”俞泓則隻提“手下二把總喪亡”。
而間或從一些明軍將領的談話中倒能得到一些消息。如朝鮮接待都監聽聞南軍遊擊陳方招所言：“擊斬二百二級，被殺人則甚多。”聞南軍千戶吳惟珊言：“斬倭僅一百二十餘級，天兵死傷一千五百……且雲將官死者十四人，姓名則未及知。”
筆者認為，自古至今，作戰中揚勝諱敗、誇大殲敵戰果之事乃是常態，而相對來講，對己方戰損的統計則要相對真實一些。李如鬆的揭報和南軍將領的口述可能未足深信，但至少可以把自軍的傷亡人數圈定在一個比較可信的範圍內，即陣亡加受傷的總人數在三百至一千五百之間。
日方各種記載，皆稱己方損失不過數百人，而明軍被討取首級者有數千人之多，其中《日本戰史朝鮮役》記作斬首六千，《日本外戰史》、《朝鮮征伐記》、《朝鮮軍記》、《日韓古跡》等皆作斬首一萬以上。
但筆者注意到：同年二月十二日發生的幸州之戰，小早川隆景、秀包、毛利元康、築紫廣門等盡皆參陣，而在碧蹄館始終衝鋒在前的立花宗茂軍卻並未出現。三月二十三日，石田等三奉行在王京檢點士兵人數，立花宗茂、高橋統增所部僅餘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居然減員一千八百多人（《日本戰史朝鮮役》），除去一部分因病疫亡故和朝鮮義兵襲擊造成的傷亡，碧蹄館之戰無疑是最主要的損失原因。
九、後論
碧蹄館之戰，明軍以數千騎兵，在地形、裝備均極其不利的條件下抵抗日軍三四萬部隊，雖然最終不支敗退，但損失並不嚴重。而觀李如鬆在此戰中的表現，亦可謂聞敵強而敢進，殊眾寡而敢戰，戰不利而敢後，絕非怯懦之輩。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員勇將從此息兵議和，不願再言戰了呢？
王崇武先生曾在《李如鬆東征考》中對李退兵的原因進行了詳細深入地分析，在此試為大家言之：
首先是天時，朝鮮氣候不同於中國，二、三月時平壤、開城氣溫隻在零度上下，降水量卻有二、三十毫米，春雨綿綿，泥濘載道，馬匹大炮皆不利於行。碧蹄館之戰在陰曆正月二十七（按陽曆則為二月二十七日），已經漸入雨季，戰時逢陰雨不絕，極大影響了李部騎兵的戰力。對於天氣問題，宋應昌和李如鬆在戰前便已料及，疏報飛馳，曾多次通報此事，宋應昌《經略複國要編》中多有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