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電一
1972年1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視察中國曆史博物館看到西夏文獻時，關切地問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現在，懂西夏文的有多少人？王冶秋局長回答：隻有兩三位老人了。周總理馬上明確指示：一定要有人學習、研究這種文字，絕不能讓它失傳。
西夏，是如何神秘消失的？西夏學，何以到了乏人問津的地步？
西夏學何以成為“絕學”
西夏，是一個神秘的王朝。這個疆域遼闊、雄踞我國西北189年，先後與北宋、南宋、遼、金鼎足而立的封建政權，曾經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自公元1227年被蒙古鐵蹄踐踏之後，便神秘地消失了：多數西夏遺物蕩然無存，珍貴西夏文獻散失殆盡，就連西夏遺民也不知流散到了何方。我國二十四史中，有遼史、金史，卻偏偏沒有西夏史。漸漸地，人們對西夏的了解便越來越少了。
但是，曆史上曾經存在過的東西，總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更何況是一個存在了近兩個世紀並且創造了燦爛文明、影響了曆史進程的政權呢。
在北京北郊的居庸關，有用漢白玉砌成的精美雲台。在雲台上麵有元末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用6種文字刻寫的《造塔功德記》。其中漢、梵、藏、八思巴、回鶻5種文字很早就被確認了，但有一種文字一時間卻難住了許多人。公元1870年，有英國學者提出：這種文字應該是12世紀金朝創製的女真文。1882年，有法國學者對此提出反對意見：它們不應該是女真文，很可能是西夏文。這一觀點並沒有引起重視，直到1898年才得到學界認可。
西夏文字的確定，都要經曆這麼多波折，更不要說對西夏學進行深入研究了。
其實，在此之前，我國就有學者接觸過西夏文，並且認識西夏文了。
1804年，清代著名西北史學家張澍因病從貴州回甘肅省武威老家休養。在遊覽武威城北的大雲寺時，他在一座碑亭內發現了用磚封砌達數百年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拆除護磚，一通高2．5米、寬0．9米的石碑便重見天日。隻見石碑的正麵是28行、每行65字、總字數達1820字的西夏文楷書，而背麵則是與之相對照的漢文楷書。
碑文披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西夏崇宗李乾順於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重修的感應塔竣工，西夏的最高統治者為此立碑紀念。碑文記述了自前涼修寺建塔以來屢見靈瑞的奇聞，頌揚了佛的靈應和西夏統治者的功績。
張澍就此展開研究並撰寫了《西夏姓氏錄》《西夏紀年》等著作。
《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被譽為西夏文與漢文對照的字典，是迄今發現的碑體最大、文字最完整、內容最豐富、最具價值的西夏碑刻。它也因此享受國寶待遇，武威市專門為它修建了館舍，記者曾有幸一睹它的“芳容”。
發現《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具有裏程碑的意義，因此，有學者將西夏學的誕生定在1804年。而在國外則有學者將西夏學的發端定在20世紀之初，因為那時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獻，此後的許多研究都是以此為對象的。
西夏學也有一段傷心史
提到西夏學，不能不提黑水城。在內蒙古，黑水城又被稱為哈拉浩特。這座位於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的古城早被風沙吞沒，如今隻剩下斷垣殘壁了，但是，它在西夏統治時期則是西夏重要的邊防重鎮，它的地下埋藏著足以震驚世界的文獻資料。
1907年至1909年，俄羅斯探險家科茲洛夫、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帶人相繼來到黑水城，發掘出大量宋、夏、金元時期的西夏文、漢文、古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鶻文等文種刻本、寫本，包括佛經、字典、辭書、法典、文書，幾乎應有盡有。這次發現，與殷墟甲骨、敦煌遺書一起列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三大地下文獻發現（當時是盜掘，還不是考古）。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批珍貴文獻一出土便流失海外，並且分散到俄、英、法、日等國。俄、英等國學者，利用資料上的便利，較早地對這些文獻進行編目、敘錄與深入的專題研究。我國學者卻因對這些資料無緣一見，研究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盡管如此，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許多學者還是利用搜集到的有限資料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王國維、陳寅恪、羅振玉、羅福萇、羅福成、羅福頤、周叔迦、王靜如等學問大家都曾對西夏學產生過濃厚的興趣並進行過研究，他們的開創之功為此後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他們之後，史金波、白濱、李範文、黃振華、吳天墀、陳炳應、韓蔭晟、馬忠建、聶鴻音等日後卓有建樹的專家也加入到西夏學研究的隊伍。參與西夏學研究的，有語言文字學家、文物學家、金石學家、曆史學家、佛學家等。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社科院還專門招生了西夏學研究生，史金波便是我國第一個西夏學研究生。現在，他已成為西夏學的領軍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