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史
曆史上的西夏王朝先後與宋、遼、金鼎立，雄踞西北190年。西夏雖然是一個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割據王朝，其文化是地地道道的地域性文化，但對西夏的研究，尤其是西夏語言文字和文獻的研究，則是當今頗受世界各國學者關注的國際性顯學。我們在此把這一曆程中的代表性人物作一簡要的介紹，希望有助於人們能夠帶著敬意回視西夏研究曆史，緬懷學術前輩，並沿著這些可敬開拓者艱辛跋涉的足跡繼續前行。
西夏碑的發現者和西夏文考訂者張澍
1804年，28歲的張澍在中國甘肅武威（古稱涼州）發現了西夏碑，他的這一驚人發現使消失數百年的西夏文重現人間。這是西夏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西夏文字重新發現與考證的開端。
張澍，甘肅武威人，生於1776年。父親是位秀才，以教私塾為生。張澍19歲中舉，24歲中進士，一生為官、教書和著書立說。他為官並不得意，隻做到七品芝麻官，但做學問卻是一把高手，為清乾嘉學派學者之一，且著書頗豐，有《姓氏尋源》《西夏姓氏錄》等著作共194卷，另有多種未刊稿。張澍作為當時在甘肅最有學問者之一，由他發現西夏碑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1804年，張澍因病在家休養，一日他與友人到城內清應寺遊覽，無意中發現寺內有一碑亭，用磚砌封，年代已久。他找僧人詢問，對方告訴他，這個碑亭不能開啟，否則會招致災禍。張澍憑借自己的學識判斷，該碑亭肯定有研究價值，於是再三要求僧人打開，並承諾如有災禍，全由自己承擔，這才得到允許。當碑亭封磚被開啟後，呈現在眼前的是一通古石碑。拂去塵土，碑上所刻文字顯現，然而這種文字，“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張澍斷定碑後麵應有釋文，遂將碑後麵的封磚也撤掉。果然，碑陰刻有漢文碑銘，碑文中有“天祐民安五年”的題款。據此，張澍斷定該碑是立於西夏，其陽麵不識之字為西夏文。這個碑後來被稱為“西夏碑”，又因發現於涼州，故也稱“涼州碑”，還因西夏文碑文有“大白高國涼州感應塔之碑文”的題款，故也稱“感應塔碑”。
張澍事後撰寫兩篇短文《書天祐民安碑後》《偕同遊至清應寺觀西夏碑》於1837年刊發在其著作《養素堂文集》之中，記述了發現西夏碑的經過。
西夏碑高2．5米，寬0．9米，厚0．3米，立於西夏崇宗乾順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碑陽刻西夏文，碑額篆書8字，可譯為“敕感應塔之碑文”，碑文第一行題名譯為“大白高國涼州感應塔之碑文”，碑陰為漢文，碑額篆書“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碑身四周線刻卷草紋，碑額上端為雲頭寶蓋，兩側各刻一身伎樂菩薩。西夏文和漢文碑文近2000字，同記一件事，內容略同，即記錄西夏崇宗重修寶塔和廟宇的功德。同時，碑文也描述了西夏佛教盛況，以及社會經濟和手工技藝繁榮發展的情況，是了解西夏社會的第一手資料。
張澍發現西夏碑的次年，雲遊至涼州的金石學家劉師陸發現一窖藏，從中獲得多枚與洪遵《泉誌》所收錄的“梵字錢”屬同一文種的錢幣。劉師陸將之與涼州碑上的文字對照後，確定其為西夏文錢。
張澍發現西夏碑還使外國學者將西夏文誤認為是女真文的說法得到更正。這要從18世紀外國傳教士和使者發現居庸關雲台券門內的石刻說起。
居庸關雲台為元代修建，漢白玉石構建。雲台下麵是一個可供行人車馬通過的券門，故雲台也被稱做過街塔。起初，台上建有3座石塔，元末明初被毀。後來在此台上又建一寺院，名“安泰寺”，寺於清康熙年間被火焚毀，僅有基座保存下來。雲台的券門兩壁為漢白玉石雕，上麵刻有精美的四大天王像，還有6種文字，即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鶻文、西夏文和漢文的陀羅尼經咒。
18世紀，中國與外國交往日益加強，常常有外國傳教士和使者到中國來，他們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往往要經過居庸關。到過這裏的外國人大多都會注意到券門內的浮雕，不過最初他們隻對雕刻的天王像感興趣，對券門石壁上雕刻的各種文字並沒有重視。1863年一位名叫偉烈的英國學者途經居庸關時，他對雲台券門內的銘文發生了興趣。次年，在上海召開的皇家亞細亞學會華北分會首次會議上，他展示了部分拓片，並在當年的《亞細亞學會會刊》上發表文章介紹。1867年春，偉烈再次來到居庸關，並成功地拓製了其中4種文字，即八思巴文、回鶻文、西夏文和漢文的拓片。刻在最上麵的梵文和藏文因位置太高而沒有拓到，後來他通過艾約瑟牧師得到了。由於條件和學識的局限，偉烈誤認為居庸關石刻中的西夏文是“女真小字”。
1882年，法國學者德維理亞將河南開封發現的女真文宴台碑上的文字與居庸關雲台券門上的“女真文”對照，發現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文種，因而對偉烈的“女真文”觀點提出異議，但他也不能確定其為何種文字。直到1898年德維理亞看到西夏碑後，才確定居庸關六體文中的“女真文”是西夏文字。與張澍一樣，德維理亞雖然正確判斷出居庸關石刻中的“不識之字”為西夏文，但對於其具體字義仍不得而知。
張澍57歲後在西安家中專心整理自己的著作，但不久染眼疾，雙目失明。他自歎說：“奪我雙眸子，世間少數百卷奇書！”1847年5月，卒於西安寓所，享年72歲。
張澍發現西夏碑並對西夏文作出準確判定，使困惑多年的懸案得以解決。
張澍最重要的貢獻是發現了“西夏碑”，但同時他還是一位研究者。他的代表作是《西夏姓氏錄》，該書是現存西夏文獻中唯一一部研究西夏姓氏的專著。張澍根據《資治通鑒長編》等多部曆史文獻，梳理出162個西夏姓氏，其中一字姓83種、二字姓77種，三字姓和四字姓各一種。從研究成果的視角意義可以說，張澍是西夏研究的源頭，是最早的西夏研究的開拓者。他在學術之路上奮力跋涉，用自己的驚人發現和可貴研究開啟了探索西夏古國的神秘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