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安
在曆史麵前，每個個體都是那麼渺小，伴隨著春花秋月風霜雨露，古老的曆史遺跡，安詳地沐浴於時間之流，淡然地注視著一代又一代人的興衰變遷；然而，在宏大曆史麵前，又總有些渺小的身影用如椽巨筆在他們的時代追溯著前人的故事。暮鼓晨鍾鼎沸市聲無法擾亂他們淡定的心靈和深邃的目光。人的文明總是與文化的人並肩而立，才讓我們得以注目於曆史的畫卷。人類曆史的標注物，也因此，不僅矗立在物質的大地上，也翱翔於每代人精神的天空中！
當夕陽將賀蘭山的巍巍身影蜿蜒拖倒在大地上，一處方圓50公裏的陵園，卻在金色的陽光中，孤寂而傲然地佇立著，莫非在回望著千年前那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的異族王朝漸行漸遠的背影？呼嘯的朔風中，隱隱還有遼遠的呼喊殺伐之聲，又叫人怎能不想象古國西夏近兩個世紀的繁榮？在蒙古鐵騎的踐踏下，李氏王朝毀於一旦，而西夏文明也沉寂了千年。空白給人以想象的空間，卻也製造了無盡的謎思！
在西夏王陵落寞的身姿旁，總有一些忙碌的身影，在叩問、在探索。這是一批如苦修者般默默耕耘的西夏曆史文化研究工作者，他們是曆史的解密人。文物的出土和文獻的解讀，漸漸將西夏文明的真相還原在我們的麵前，一個消失了近千年的古國撩起了它神秘的麵紗。他們就是站在人類文明身邊的那群文化人。
在這組群像中，有一個身影探指如戟，仿佛是在撩起那麵紗，也仿佛是在道明方向，這個領頭人的姓名，我們可以這樣找到：
走進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個中國社會科學界的殿堂，把目光投注到最值得尊敬的元老院——學部的時候，我們在47名學部委員的名冊中，找到了這個名字：史金波！
一
史先生出生在河北涿州，自幼生長在涿州以南的高碑店。與著名學者馮至、影視劇作家張天民、作家史鐵生一起，被譽為20世紀從涿州升起的四顆文化之星。那裏人傑地靈，是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趙大地，民風樸實，豁達仗義。踏遍千山萬水撰寫《水經注》的酈道元、偉大的數學家祖衝之、唐朝著名詩人盧照鄰、佛教禪宗南宗祖師慧能、陳橋兵變後做了皇帝的宋太祖趙匡胤都出生在這附近。戰國時荊軻刺秦王之前與燕丹辭別的易水奔流不息地滋潤著這方沃土，也是在這裏史先生走上了漫漫求學、治學之路。
他生長在一個普通農民家庭，有一對勤勞、樸實、正直的父母，在家裏生活很困難的時候，父母執著地供他求學。也正是靠著父母家人的支持和自己的刻苦勤奮，他高中畢業後考入中央民族學院語文係學習彝語，從此，與少數民族結下了不解之緣。大學期間，學習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到四川涼山彝族地區實習後，與少數民族建立了深厚感情，同時也目睹了當地的落後與貧窮，更堅定了他作為一個民族工作者的曆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大學畢業後他考取了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成為中國第一名西夏文研究生，師從王靜如教授，攻讀他全然不熟悉的西夏文。從此步入西夏研究行列，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辛的西夏研究之旅。
研究生期間是史先生人生的一個重要的時期。正是在這裏他第一次接觸到了西夏文字，也了解到西夏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王朝，但元代修史時隻修《宋史》《遼史》《金史》，而獨未修西夏史，所留漢文資料很少，而近代出土的大批西夏文文獻因西夏文是死亡文字，難以解讀，而且大部分流失海外。麵對這種種困難，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學好西夏文，為繼承和弘揚這份文化遺產貢獻力量。正是這種開拓進取、甘於奉獻的品質，讓他在這個領域取得了矚目的成就，碩果累累，成為了西夏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師。
他始學西夏文時，西夏學專家們在6000多個西夏字中能知曉字義的不超過一半，西夏語語法也有很多關鍵問題未能解決，國內外尚無人翻譯西夏人撰著的長篇作品。在導師王靜如先生的指導下，他從抄寫西夏文書籍入手，學習、記憶西夏字的形、音、義。他抄寫的是一本西夏人編著的有西夏文和漢文對照的書，是在西夏黑水城遺址發現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好在工夫不負有心人，一學期下來，就熟記了書中1000多個西夏字，同時還揣摩西夏語語法，完成了《從〈番漢合時掌中珠〉看西夏文語法》的論文。
在逐漸熟悉了西夏文字後，他不禁對這個神秘的古國充滿了探究的欲望，也從當初的門外漢到現在的興趣漸濃。而當時正好他的導師王靜如先生同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被稱為敦煌保護神的常書鴻先生想要共同研究在敦煌的西夏洞窟，作為研究生他也有幸參與其中。這是一次藝術研究部門與民族研究部門開創性的合作考察。考察組用了3個月的時間，對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有關洞窟進行綜合調查。史金波負責抄錄、翻譯洞窟中的西夏文題記。那時他們與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關係良好，他們每天拿著大串的洞窟鑰匙，想看哪個洞窟便打開哪個洞窟，受到了特殊禮遇。當時他終日徜徉在敦煌藝術殿堂之中，領略千年藝術風采，深深地被其藝術魅力所陶醉。經過在各洞窟中仔細尋找，認真抄錄題款，對發現的近百處西夏文題款作了翻譯，其中有些是確定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據。考察組利用西夏文、漢文題記進行分析，從壁畫的藝術風格和特點進行比較，得出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結論：兩窟群共有80多個西夏洞窟！這一驚人的結論把大批西夏洞窟及其壁畫、塑像呈現給世人，大大改變了對敦煌洞窟布局的認識。這些成果不僅為敦煌學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也使西夏學增加了重要內容。
然而，許是命運的安排，正當他研究生將要畢業準備大展宏圖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也被迫停止了西夏研究。作為一名研究工作者，這種“運動”帶來的傷害是巨大的，眼看著中國已落後於國外的西夏研究，差距越拉越大，他真是心急如焚。1970年被迫在“幹校”當了1年泥瓦匠後，政治風雲突變，林彪集團被擊潰，直覺告訴他，亂世快過去了，他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繼續心愛的西夏研究。於是1971年便乘探親之機，將過去北京圖書館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和1套《辭源》，帶到幹校。他每晚躲在二層床上的蚊帳裏，悄悄學習，抓緊時間恢複業務，就這樣，他的西夏研究在終止了6年後又開始了。
1972年從幹校回到北京後，他馬不停蹄地開始了西夏資料的搜集和研究。一麵查找、了解蘇聯和日本專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縮短與國外的差距；一麵裁剪普通紙製成卡片，抄錄彙集資料，編輯西夏文字典。北京圖書館保存西夏文文獻多達120多卷，為國內之冠。為了掌握這些珍貴資料，他用了近3個月的時間在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整理素材。有趣的是，那時到北京圖書館看書要有參加“批林批孔”的介紹信，他便從研究所軍宣隊那裏開具介紹信，說為了“批林批孔”的需要，要到北圖查閱資料雲雲，就這樣，他在圖書館連續地閱讀和整理著西夏文獻。在這段難忘的歲月裏，他將所閱讀和整理的西夏文資料做成了卡片，並抄錄、拍照了部分資料，擴大了識讀西夏文的範圍，也進一步熟悉了西夏語語法。此後，在中國曆史博物館、科學院圖書館等地方，也能見到他為了千方百計搜集西夏資料那執著不悔、堅持不棄的身影。當時“文革”尚未結束，學術界一片蕭條景象，但他卻憑借一股頑強的毅力，利用有限的資源，在簡陋的條件下，進行著研究。終於在當時僅存的兩三種學術刊物之一的《考古》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考釋西夏文文獻的學術論文，並得到了夏鼐先生的支持和好評——這是1974年。這幾年的時光為他後來西夏研究打下一定基礎，也算是對“文革”初期所荒廢時光的補償。
二
1975年史先生所在的學部恢複業務，他也正式開始了西夏研究工作。1976年，中國又一次陷入了政治風波當中，也是趁著這次混亂，他和同事白濱全麵考察西夏故地的計劃也開始了。以前他的研究多限於紙張書本，能親曆西夏故地，對他來說，真是天賜良機！這一路走來卻也收獲頗豐。他們從北京出發，路經山西太原，發現了西夏錢幣；入陝西，在西安經過一番周折找到了西夏傳遞皇帝命令的禦用“敕燃馬牌”和皇帝禦製的泥金寫經等珍貴文物。從銅川入陝北，自延安向北進入西夏故地，一縣一縣地考察。他們在米脂縣訪問了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的祖父李繼遷的出生地——李繼遷寨，這裏也是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的家鄉；在靖邊縣踏察了西夏主體民族黨項族第一個政治中心夏州遺址，史載這裏的城牆是糯米汁夯土築成，勁弩不入；在橫山縣觀摩了小小的博物館，裏麵竟有不少西夏文物；從定邊過鹽池，進入寧夏，這裏到處都有西夏的遺跡。銀川市是古代西夏首都興慶府，城內存西夏早期建築的承天寺塔，西郊有規模宏大的西夏陵園，賀蘭山下有形影相吊的拜寺溝雙塔，黃河青銅峽岸邊有一百零八塔陣，北部有出土很多文物的省嵬城遺址……這些都是西夏曆史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