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畢昇獎”獲得者、著名西夏學專家牛達生
莊電一
引子
2012年春節期間，我來到銀川市北安小區，終於完成了對西夏學專家牛達生的采訪。這裏用了“終於”兩個字，是因為這個采訪早就在我的計劃之中，隻是由於我工作太忙而一再推遲，但我從沒有取消這個采訪的想法。
“寫寫牛達生！”這是我經常浮起的念頭。20多年來對西夏學的關注和報道，讓我知道牛達生在西夏學研究中的地位。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提起西夏學的研究成果，都不能繞過牛達生。不論是跟他關係近的，還是跟他關係遠的，都不能否認他對西夏學的貢獻。
認識牛達生20多年了，我一直稱他“老牛”，我們之間也始終保持著親切、隨和、融洽的關係。我跟他實在太熟悉了，讓我寫老牛，我閉著眼睛也可以寫上幾千字。但恰恰是因為太熟悉了，反而覺得不好寫，而要寫出他的精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次再見到老牛，讓我感到老牛真的老了，變成名副其實的“老牛”了。他雖然留的是小平頭，看起來白發不那麼“醒目”，但仔細觀察，那上麵已經找不出一根黑發了。而他的臉上卻紅光滿麵，看不到皺紋。一問年齡，隻差一年，他就80歲了！
80歲是個什麼年齡？是頤養天年、含飴弄孫的年齡，是需要別人照顧飲食起居、吃喝拉撒的年齡！而這些似乎都與老牛不沾邊。相反，我在他家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他的案頭，仍然擺放著許多書籍、資料，他的書櫥都有經常翻動的痕跡，他的電腦裏仍然有剛剛寫下的文字，隔不了多長時間就會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啊，老牛真是一頭默默耕耘的老牛啊！眼前的一切，讓我想起兩句詩：老牛已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這讓我靈機一動：不用揚鞭自奮蹄！這不正是牛達生一生的寫照嗎？何不以此為題來寫他呢。
原以為我對老牛十分了解，不用采訪都可以動筆。這次深入采訪，讓我感到我過去對他的了解還是很有限，而以那些有限的了解來寫他，豈不是“屈待”了他？隨著了解的深入，我對他的敬重也不斷加深。如果說老牛是一本書的話，那麼這本書在我心中的分量也變得越來越厚重！
縱觀老牛幾十年的工作曆程，真可以用“不用揚鞭自奮蹄”來概括。年輕時，他是這樣；臨近退休時，他是這樣；退休之後，他仍是這樣！他的學術研究，早已擺脫名利的束縛，也洗淨了功利的色彩。
考古專家獲得“畢昇獎”：全國獨此一人
1996年，對牛達生來說是個重要的紀年，雖然此時他已退休幾年了，但恰恰是在此時，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權威確認。隨後，他獲得了我國印刷行業的最高獎“畢昇獎”，迎來了自己人生的輝煌時刻。因為這個獎專業性很強，所以迄今為止幾乎沒有外界人士獲此殊榮。一個在偏遠省份的考古專業人員，怎麼會與這個令印刷業所有人都敬仰的大獎結緣呢？
這事還得從1993年說起，牛達生也是在這一年退休的。也就是在退休之後，他榮幸地被聘為寧夏文史館館員。老牛“退而不休”，繼續自己的考古研究。
說起老牛當時的研究，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料到會產生那麼大的反響，有的竟會有那麼大的意義。
那時候，老牛常常對著自己眼前的一冊冊發黃變脆的西夏文經卷出神。他越看越興奮，越看越覺得它們不同尋常！經過幾個月的不懈研究，他有了驚人的發現，這些西夏時期印刷的西夏文佛經，不僅是不可多得的孤本，而且還有更重要的價值，因為它不是雕版印刷品，而是木活字印刷品！
1993年，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牛達生在大會發言中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立即激起強烈反響，引起強烈關注。首都學術界為此發出呼籲，要求權威部門對此給以確認。
專家們的呼籲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在京組織專家對這一成果進行了鑒定。鑒定會在新近落成的中國印刷博物館舉行，會議名稱就叫“西夏木活字版印本研究項目鑒定會”。鑒定委員會委員俞偉超、史樹青、徐蘋芳、史金波、潘吉星、鄭如斯、張樹棟、羅樹寶、魏誌剛、冀叔英等分別是考古、西夏、古紙、印刷、版本學等方麵的權威。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新聞出版署、中國印刷學院的有關領導和專家對此也十分關注，紛紛出席鑒定會。鑒定會上，與會專家聽取了牛達生研究員的研究報告，考察研究了有關資料，一致肯定了牛達生的研究成果並讚同牛達生的研究結論：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為“西夏後期的木活字印本”，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這樣，木活字的發明和使用時間比權威論著和人們的傳統認識要早一個朝代。牛達生的研究成果也因此成為“本世紀印刷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這意味著人類印刷史的有關章節將要因此而改寫。
幾天以後，寧夏有關方麵在銀川舉行了新聞發布會，公布這一重大發現。
1997年，牛達生因為這項成果獲得了新聞出版署頒發的印刷行業最高獎“畢昇獎”。1999年，他的研究又獲得文化部頒發的“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社會各界齊讚牛達生是“改寫印刷史的人”。
牛達生的研究成果，令人振奮。因為一個時期以來，來自鄰國韓國的少數學者不斷向我國的“四大發明”提出挑戰，他們說，我們一直引以為自豪的印刷術是他們發明的，而牛達生的研究成果則有力地回擊了這種挑戰，其意義自然非同小可。
牛達生本人也為此十分興奮。獲獎歸來，他特意請幾位對他有所幫助的老友一敘，我本人有幸被邀，我也因此對這項成果有了更多的了解。
年近六旬掛帥出征：豈止是自我挑戰
許多人會問：命運怎麼會如此垂青牛達生？這麼寶貴的資料怎麼到了牛達生的手裏？一個退休老人又怎麼能憑借殘年餘力再上征途並且“馬到成功”呢？三國時，老將黃忠年事已高仍然衝鋒陷陣，殺敵立功，令人讚歎；今天的牛達生頗有點黃忠之勇，他也是在臨近退休之年主動請纓，又抄起考古的鐵鏟的。
與以往一般的考古發掘不同的是，牛達生的這次掛帥出征，竟是由一起震驚中外的案件牽出來的。
1990年11月28日，在賀蘭山上放羊的牧民發現，位於賀蘭山腹地、鮮為人知的拜寺溝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毀了！12月11日一早，剛剛得到消息的寧夏考古專業人員決定到現場考察，我應邀與他們一同前往（是當時去現場的唯一記者）。經過3個小時的攀爬，我們終於趕到現場，看到了被炸古塔的廢墟。在現場，我們發現一根位於亂磚之中的塔心柱。那上麵的西夏文和漢文題記吸引了專業人員的目光，也向現代人提供了許多重要信息，專業人員據此判斷：過去一直認為是明代的方塔，竟是存世稀少的西夏古塔！其考古價值一直被人們低估了！
我據此在光明日報上發出獨家報道，引起中央領導同誌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連外國媒體也有所反映（《參考消息》對此有報道）。
牛達生當時雖然沒有到現場考察，但在接受我的采訪時一再表達憤怒、惋惜之情，我也在報道中反映了他的呼聲。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起震驚全國的案件一直未破。也許是因為古塔被炸毀了，古塔廢墟又在人跡罕至的地方，古塔中的文物很可能被盜一空，專業人員並沒有當即進行清理。
此時，牛達生已年近花甲，按一般人的思維，就等著退休安度晚年了，但牛達生卻沒有混日子的打算，他還要利用退休前這段寶貴的時間再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因而，他對清理古塔廢墟仍然抱有很大的興趣。他認為，搞清楚該塔的建築結構，對研究西夏建築乃至我國古代建築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他在冥冥之中也抱有一線希望：希望在廢墟中發現西夏文物，哪怕是一鱗半爪也好。為此，當聽說單位要清理古塔廢墟時，他便遞交了申請清理發掘的報告。當時，牛達生是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為數不多的幾個具有考古領隊資格的人之一。不久，國家文物局批複同意。
1991年秋，由牛達生擔任領隊的考古隊進入了賀蘭山腹地。與古塔廢墟朝夕相處了一個月。這是一次異常艱苦的考古，山裏不通路、不通電，沒有水，糧、菜、水等生活用品，都要靠毛驢從山外馱運進山，山裏與山外不通信息，更沒有任何娛樂可言，晚上隻能借助蠟燭整理資料。就是在這短短的一個月裏，他們將整個古塔廢墟翻了一個遍，將所有廢磚頭碼放整齊，不僅搞清楚了方塔的建築結構，而且意外地發現了一批珍貴的西夏文物和漢文、西夏文文獻，而這些發現讓人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