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在媒體影響政治，政治同時影響媒體的情況下，能否保證大選的公正性？這種影響在世界各國都存在，新聞從業者如何保持頭腦清醒，怎樣做到有理性、有責任感？
雷米：過去，傳媒對政治的影響是單向的。而今天，傳媒和政治之間是一種雙向的影響關係，對這種影響關係不能忽視其中的任何一方。一名年輕的新聞從業人員，很難孤軍奮戰去抵禦市場規律的壓力。但意識到這個問題，自覺地去抵禦這種壓力，或是對這一現象沒有意識，隻是被動地、運用新的手段不假思索去報道——這兩類新聞人是完全不同的。
我希望我的學生要對這種現象有相當的認識和思考，做到了這一點才能在日後的工作中發揮自己的作用。說到在這樣的前提下大選是否公平，我的看法是：現在的做法有些過火。從去年12月份開始，法國大小民意調查進行了三百多次，這些民調的內容和討論的話題五花八門，但是都沒有就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這種民調是膚淺的，是不可取的。這樣發展下去，對大選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學生：波德裏亞的去世使中國後現代學者再次掀起了對他進行研究的熱潮。他提出的電視“超真實”的理論，法國學者是如何看待的？
雷米：他的理論對現代的研究沒有價值，當時我們就認為他的作品有很多作秀的嫌疑。過了若幹年以後，再來思考他的論著，我們會提出疑問：我們到底有沒有必要再花時間去讀他的書？但是他早期有一本書十分值得去讀，就是《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學生：在中國和法國，對知識分子有不同的界定。在法國人看來，中國當代最有名的知識分子有幾位，法國人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來了解中國的知識分子？
雷米：法國人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了解非常少，除了研究中國問題和懂中文的人。我個人不敢說我了解很多，隻是通過一些翻譯成法語的作品了解一些，比如我比較喜歡巴金。另外是一位法籍華裔知識分子，法蘭西學院院士陳鮑義先生（音）。了解這些人，都是通過法文書籍來進行的，如果沒有譯成法文的書籍，就比較困難。
學生：很多研究傳播技術的學者認為，傳播技術是在向人性化的方向發展。您認為現代傳播技術會使政治越來越透明嗎？
雷米：我的看法是，新的信息傳播技術主要指的是手機、互聯網、移動電視等。這些的確加速、豐富了信息傳播，但同時也可能帶來不實新聞的傳播。我不同意傳播越多越快，質量就越好。技術解決的隻是傳播手段的問題，而不能完成價值的傳遞；價值的傳遞是在交流中完成的。在我看來，永遠是“價值第一，技術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