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其次，就訓練寫作文章的技能那個目標來說。所謂寫作，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從外麵得來的見聞知識，從裏麵發出的意思情感，都是寫作的材料；哪些材料值得寫，哪些材料值不得寫，得下一番選剔的工夫。材料既選定，用什麼形式表現它才合式，用什麼形式表現它就不合式，得下一番斟酌的工夫。斟酌妥當了，便連布局、造句、遣辭都解決了。寫作不過是這麼一個過程，粗略地說，隻要能識字能寫字的人就該會寫作。寫作的技能所以要從精讀方麵訓練，無非要學生寫作得比較精一點。精讀教材是挑選出來的，它的寫作技能當然有可取之處；閱讀時候看出那些可取之處，對於選剔與斟酌就漸漸增進了較深的識力；寫作時候憑著那種識力來選剔與斟酌，就漸漸訓練成較精的技能。而要看出精讀教材的寫作技能的可取之處，與欣賞同樣（欣賞本來含有賞識技能的意思），第一步在對於整篇文章有透切的了解；第二步在體會作者意念發展的途徑及其辛苦經營的功力。真誠的作者寫一篇文章，決不是使花巧，玩公式，他的功力全在使情意與文字達到個完美的境界；換句話說，就是使情意圓融周至，毫無遺憾，而所用文字又恰正傳達出那個情意。如範仲淹作《嚴先生祠堂記》，末句原作“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看了，叫他把“德”字改為“風”字；又如歐陽修作《醉翁亭記》，開頭曆敘滁州的許多山，後來完全不要，隻作“環滁皆山也”五字：曆來傳為寫作技能方麵的美談。這些技能都不是徒然的修飾。根據《論語》“君子之德風”那句話，用個“風”字不但可以代表“德”字，並且增多了“君子之”的意思；還有，“德”字是呆板的，“風”字卻是生動的，足以傳達德被世人的意思，要指稱高風亮節的嚴先生，自然用“風”字更好。再說《醉翁亭記》，醉翁亭既在滁州西南琅琊山那方麵，何必曆敘滁州的許多山？可是不說滁州的許多山，又無從顯出琅琊山，唯有用個說而不詳說的辦法作“環滁皆山也”，最為得當。可見範仲淹的原稿與歐陽修的初稿都沒有達到完美的境界，經李泰伯的代為改易與歐陽修的自己重作，才算達到了完美的境界。要從閱讀方麵增進寫作的識力，就該在這等地方深切地注意。要從實習方麵訓練寫作的技能，就該效法那些作者的求誠與不苟。無論寫一個便條，記一則日記，作一篇《我的家庭》或《秋天的早晨》，都像李泰伯與歐陽修一樣的用心。但是，國文教學僅僅等於逐句講解的時候，便什麼都談不到了。逐句講解既不足以培植欣賞文學的能力，也不足以訓練寫作文章的技能。縱使在講過某一句的時候，加上去說：“這是點題”或“這是題目的反麵”，“這是側擊法”或“這是抑賓揚主法”，算是關顧到寫作方麵：其實於學生的寫作技能並沒有什麼益處。因為這麼一說，給與學生的暗示將是：寫作隻是使花巧、玩公式的事。什麼“使情意圓融周至”，什麼“所用文字恰正傳達那個情意”，他們心中卻沒有一點影子。他們的寫作技能又怎麼訓練得成功？
因為逐句講解的辦法僅僅包含（一）解釋字詞的意義，（二）說明成語典故的來曆，（三）把書麵的文句譯作口頭的語言三項工作，於是產生了兩個不合理的現象：（一）認為語體沒有什麼可講，便撇開語體，專講文言；（二）對於語體，也像文言一樣讀一句講一句。語體必須精讀，在中學國文課程標準裏素有規定；現在撇開語體，一方麵是違背規定，另一方麵是對不起學生——使他們受不到現代最切要的語體方麵的種種訓練。至於講語體像講文言一樣，實在是個可笑的辦法。除了各地方言偶有差異而外，紙麵的語體與口頭的語言幾乎全同；現在還要把它口譯，那無非逐句複讀一遍而已。語體必須教學生預習，必須在上課時候討論；逐句複讀一遍決不能算精讀了語體。關於這一點，擬另外作一篇文章細談。
逐句講解是最省事的辦法；如要指導學生預習，主持課間討論，教師就麻煩得多。但是專用逐句講解的辦法達不到國文教學的目標，如前麵所說；教師為忠於職責忠於學生，自該不怕麻煩，讓學生在聽講之外，多做些事，多得些實益。教師自己，在可省的時候正不妨省一點講解的辛勞，騰出工夫來給學生指導，與學生討論，也就綽有餘裕了。
1941年1月7日作。
刊《文史教育》創刊號，署名葉紹鈞。
《孔乙己》中的一句話
魯迅先生那篇《孔乙己》，國文教本選用的很多，中學同學都熟悉。全篇用酒店小夥計的口氣，描寫一個叫孔乙己的人物：他讀書不成，潦倒非常，終至於做小偷，被人家打斷了腿，默默而死。其中表現出舊式教育的不易發展人的才能，潦倒的讀書人的意識和姿態，以及社會對於不幸的人的冷淡——除了隨便的當作取笑的資料以外，再沒有其他的關心。
全篇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那酒店小夥計說他在店裏專管溫酒，單調而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叫人活潑不得；隻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就從孔乙己引人發笑，使人快活這一點上，把孔乙己這個人物刻畫出來，讓讀者認識。刻畫雖不限於一方麵（計有孔乙己所受的教育，生活越來越壞的過程，心緒上的頹唐而自負等方麵），可是著墨不多，而且都以小夥計在酒店裏所見所聞為範圍，而且都不脫離“引人發笑，使人快活”這一條線索。一則說“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再則說“在這時候，眾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第三回又說“於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把範圍和線索點得很清楚。後一部分，用孔乙己所欠的酒賬作線索。從這一條線索，敘出孔乙己“仍舊是偷”，以致被打折了腿；又敘出他最後一回到店喝酒；末了用掌櫃在年關和第二年的端午節都看著粉板上的掛賬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表示他永不再來，表示他已經默默而死。
寫了前一部分，接著就是後一部分，似乎也未嚐不可。可是作者在前後兩部分中間插了一句話：
孔乙已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就小說寫作的理想說，一句話該有一句話的必要和效果。若是可有可無的話，就不必寫。要判定某一句話是否可有可無，不妨就著眼在必要和效果上。不必要的，不增加什麼效果的，就是可有可無的話；非有不可的，能夠增加效果的，就是決不該漏掉的話。現在試看這一句話屬於哪一類。
《孔乙己》前一部分是平敘；就是小夥計敘說有關孔乙己的所見所聞，是綜合了平時的經驗來敘說的，並非敘說某時某天的所見所聞，其間沒有時間的關係。後一部分是直敘；就是小夥計敘說中秋節前兩三天掌櫃結賬，引起掌櫃和酒店關於孔乙己的談論；將近初冬，孔乙己忽然來喝酒了，受了旁人的一陣訕笑；年關和第二年端午節掌櫃看賬，都提到了孔乙己：這些都是敘說某時某天的所見所聞，其間有時間的關係。從平敘轉到直敘，插入前麵所提出的那句話，一方麵把以前的平敘總結一下（那句話本身也還是平敘），一方麵又給前後兩部分劃一道明顯的界限。
那句話的上半句“孔乙已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和前麵“隻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的話相照應，而且補充了前麵的話的意思。孔乙己所以引起小夥計的興趣，把他敘說出來，無非因為他“這樣的使人快活”，讓小夥計自己“可以笑幾聲”而已；否則再也不會記得他了。作者寫孔乙己，當然不是為了“使人快活”，引人“笑幾聲”；他在篇幅的背後蘊藏著深刻的批判和無限的同情。可是從作為敘說者的小夥計看來，孔乙己隻是一件可以取笑的引入發笑的資料。就是在這一層上，也暗示出作者的批判和同情。
那句話的下半句“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見得別人從孔乙己得到快活，不過是偶爾的興趣，並非必不可少的事。既非必不可缺少的事，豈不是孔乙己這個人物在“使人快活”這一點上，也隻是無關緊要的嗎？豈不是他的存在與不存在，對別人都毫無關係嗎？於是後一部分用孔乙己欠下的酒賬來作線索，有了確切的根據，成了自然的聯係。掌櫃幾次的記起孔乙己，提到孔乙己，都隻為他有欠賬，並不為他能夠“使人快活”（雖然他來喝酒的時候又不免取笑他一番）。若不在粉板上掛了賬，孔乙己不在麵前的時候，掌櫃是決不會想到孔乙己的。不幸的人在一般人心裏這樣的沒有地位，這個意思從插在前後兩部分中間的那句話傳達出來。讀者若能細心體味，自然可以理會。
再說那句話裏的“別人”，當然包括小夥計自己在內；而且自指的成分比兼指他人的成分多。小夥計因孔乙己“這樣的使人快活”，對他感到興趣；雖然感到興趣，可是不一定需要他。“別人也便這麼過”，意即“我也便這麼過”，無異自敘的口氣。假如認作自敘的口氣，就與前麵所說“專管溫酒”是“一種無聊職務”，在店裏任事“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有些單調，有些無聊”等話相應。“也便這麼過”，換句話說，就是耐著單調和無聊，還是每天站在櫃台裏溫酒而已。這話裏透露著深沉的寂寞之感。這句話與末後掌櫃取下粉板來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的寂寞情景相配合，與篇中凡孔乙己引入哄笑的情節骨子裏都蘊蓄著人生的寂寞相配合，構成了全篇寂寞的氣氛。
有些人說語體文沒有什麼講頭。像這裏提出的《孔乙己》中那句話，單調明白，當然更沒有什麼講頭。殊不知如果把那句話輕易滑過，就會毫無所得。細心研讀，卻有以上幾層意思可說（而且未必就此說盡）。從這幾層意思看，就會明白那句插進去的話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在結構上是必要的，在作用上是能夠增加效果的。
1942年6月11日作。
刊桂林《國文雜誌》創刊號，署名聖陶。
介紹聞一多先生的《楚辭校補》
校勘《楚辭》的著作，整部的和零星的，古今已有了不少，這是最近的一種。做這種工作，跟文學創作不一樣，但凡作者材料豐富，方法精善，思考周密，總是後來居上。這本書正是如此。
作者在《引言》裏說：“我的目的本是想替愛好文藝而關心我們自己文藝的遺產的朋友們，在讀這部書時，解決些困難。為讀者便利計，本應根據這裏校勘的結果，將全部《楚辭》的白文重印一次，附在書後。但因種種關係我沒有能這樣做。這是應該向讀者道歉的。”《凡例》裏又說：“諸家說已精確，而論證亦略備，本書作者無可附益者，本書概弗征引。”作者實做“校補”，如此原已足夠。但是我們站在讀者的立場，有了這個最新的“校補”，還得參覽“諸家”之說，才能比較順利地讀一部《楚辭》，的確不很便利。作者若能編一部《楚辭彙校》啊什麼的，重印白文，逐處列入“校補”，並收入“精確”的“諸家”之說——按照作者的才能，選擇精當，自不必說——那對於讀者太有益了。希望作者能這樣做，再花幾年光陰也並非不值得（作者《引言》裏說在這個工作上“已經花了十年左右的光陰”了）。
這本書的好處在所據的材料豐富，所用的方法精善，推闡的思考又極周密。
《凡例》之後列《校引書目版本表》，除“注釋《楚辭》諸書”“載錄《楚辭》全篇諸書”外，所以據“雜引《楚辭》零句諸書”計有五十七種，多數是以前的校勘家未經采用的。材料既多，可以參互比較，不憑孤證，所得結論當然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