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個弱女子
如果你不透露我的姓名，可以談
1979年4月26日上午，銀發如霜的作家柯靈走到話筒前，以異常莊重的語調，代表上海市文聯和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宣布：1958年把傅雷劃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應予以改正；十年浩劫中，傅雷所蒙受的誣陷迫害，一律予以平反昭雪，徹底恢複政治名譽。
柯靈是在上海市文聯和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為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隆重舉行的追悼會上，說這番話的。
傅雷的長子、著名鋼琴家傅聰從英國趕來，出席了追悼會。闊別二十一載，他終於回到祖國懷抱，回到故鄉上海。望著追悼會上鑲著黑框的雙親照片，望著那兩隻令人揪心的骨灰盒，他的視線模糊了。
追悼會後，傅雷的骨灰盒被鄭重其事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聰感到不解的是，他父母是在1966年9月3日淩晨，雙雙憤然棄世。在那樣的年月，他在國外，弟弟在北京被打入“牛棚”，雙親的骨灰是不可能保存下來的。然而，他這次回到故裏，親友們卻告訴他一個意外的消息——他的雙親的骨灰俱在！
是誰把他的雙親骨灰保存下來的呢？傅聰幾經打聽，才知道要感謝父親的“幹女兒”。
奇怪，父親隻認過鋼琴家牛恩德作為幹女兒，可是她遠在美國。此外，父親從未收過什麼“幹女兒”！親屬們也從未聽說傅雷有過“幹女兒”！
這個“幹女兒”究竟是誰？
傅聰托親友打聽，頗費周折，才知道了她的姓名……
在上海一條狹窄的弄堂裏，我找到了她的家。
她不在家。在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裏，她的母親接待了我，說她到一個畫家那兒切磋畫藝去了。
“她喜歡畫畫？”
“是的，因為她的父親是一位畫家，從小教她畫畫。”
如今，她的父親已故去了，她跟母親以及妹妹住在這小小的屋子裏。她的母親拿出她的國畫給我看，不論山水、花卉，都頗有功底，書法也有一手。她，畫、字、文，三者皆嫻熟。她所繪的彩蛋《貴妃醉酒》、《貂嬋賞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筆觸細膩準確。
我正在觀畫，屋外傳來腳步聲。一個40多歲的女子，腋下夾著一卷畫紙進來了。哦，正是她！
她臉色蒼白，穿著普通，舉止文靜，像她這樣年齡的上海婦女，絕大多數燙發，她卻一頭直梳短發。
當我說明來意，她竟搖頭，以為那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我再三誠懇地希望她談一談。她說：“如果你不對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談。”我答應了。她用很冷靜而清晰的話語，很有層次地回溯往事。有時，她中斷了敘述，陷入沉思，可以看出她在極力克製自己的感情……
風雲突變的1966年
1966年9月，28歲的她，酷愛音樂，正在她的鋼琴老師家學習彈琴。老師的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告訴她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
“什麼？”她睜大了眼睛，久久地說不出話來。
她跟傅家非親非故，素不相識，毫無瓜葛。她是在《約翰·克利斯朵夫》、《貝多芬傳》這些譯著中，認識傅雷的。她非常敬佩這位翻譯家流暢而老辣的譯筆和深厚的文學根底。不過，她從未見過傅雷。
她倒見過傅聰一麵。那是傅聰在獲得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獎之後的1956年，在上海美琪電影院舉行鋼琴獨奏會。她當時是上海第一女子中學的學生，由於喜歡鋼琴，買了票，聽了傅聰那行雲流水般的琴聲……
“那是上海音樂學院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鬥傅雷，折騰了幾天幾夜。”老師的女兒繼續說道，“傅雷夫婦被逼得走投無路，才憤然離世。聽說，傅雷留下遺書，說自己是愛國的！”
“還有什麼消息？”她異常關注傅雷夫婦的命運。
老師的女兒聽到的隻是一些傳聞而已。
當時，她出於義憤，想給主持正義的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傅雷夫婦含冤離世。她要向周恩來申明，傅雷臨死還說自己是愛國的！
不過，她拿起筆來，又有點覺得不踏實，因為她聽到的畢竟隻是傳聞。給周恩來寫信是一件來不得馬虎的事。於是，她想去傅雷家看看，仔細了解一下傅雷夫婦自殺的真實情況。
她打聽到傅家的地址。她來到傅家，遇上傅家的保姆周菊娣。從保姆嘴裏得知更令人震驚的消息：“傅家屬於黑五類，又是自殺的，死了不準留骨灰！”
這些話，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一種正義之感，一種對傅家厄運的不平之情，驅使她這個弱女子，勇敢地挺身而出，進行了一係列秘密行動——這一切，當時連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戴上了大口罩，隻露出一雙眼睛，開始行動。她深知在那陰暗的年月，萬一被人認出，將會意味著什麼。
她出現在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的“幹女兒”，無論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婦的骨灰，她說得那麼懇切，終於打動了那兒工作人員的心。要留骨灰，就得買骨灰盒，她，隻是裏弄生產組的女工，菲薄的一點收入全都交父母，哪有多餘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