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殯儀館登記本上查到傅聰舅舅家的地址，便給他去了一封信，說明了情況，與他約定見麵時間。信末，隻留一個“高”字（其實她並不姓高）。
她戴著大口罩，準時來到傅聰舅舅的家。在傅聰舅舅的幫助下，她終於把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放進一個大塑料口袋，轉送到永安公墓寄存。為了避免意外，寄存時骨灰盒上寫傅雷的號——傅怒安。
就這樣，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一位正直愛國的知識分子，雖然含冤而死，卻被一個忠誠的讀者，冒著生命危險，把骨灰保存下來了。
死者入土為安。
她默默地，神秘地辦完了那一切，她的心也感到寬慰。
她記起，在解放前，曾有四個親友死後無錢買棺木。她的父親慷慨解囊相助，使死者安然“托體同山阿”。她覺得，自己如同父親一樣，隻是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情罷了。
不過，沒多久，她的心中不安起來，傅雷夫婦慘死之事，時時攪亂她的思緒。
漸漸地，她覺得光是為傅雷夫婦保存骨灰，還遠遠不夠。她想，中共中央也許不知傅雷夫婦蒙冤的經過，她應當向中共中央反映！
苦苦思索多日，她終於寫了一封信，寄給周恩來，如實反映了傅雷受迫害的情況。信中還提及了傅雷遺書中的話——他至死還申明自己是愛國的！
她擔心這封信不一定會寄到周恩來手中，未在信後署名。
她的擔心不是多餘的。這封信落入了“四人幫”的爪牙手中，當成一樁大案，進行追查。她的字寫得那麼漂亮，看得出是頗有文化修養的。信中又談到傅雷遺書，於是，那些爪牙們便懷疑寫信者是傅雷親屬。他們從傅聰舅舅那裏查到了那封隻署有一個“高”字的信，筆跡相同，一下子又與“骨灰事件”聯係起來了。
不過，當時就連傅聰舅舅，也不知道她是何許人。
“四人幫”的魔掌，緊緊地控製著上海。他們查問傅雷的其他親屬。她曾與傅家的一位姑母偶然說過一句，她的鋼琴老師就住在姑母家附近。就憑這句話，他們追查到她的鋼琴老師那兒，終於知道了她的地址……
墨染的夜
她剛從外邊回來，踏進家門，看到屋裏坐著三個陌生的男人，用異樣冷漠的目光注視著她。
她一下子便意識到：出事了。
果然不錯。來人用命令式的口氣，要她收拾一下東西，馬上就走。
趁拿毛巾、牙刷之際，母親壓低聲音對她說了一句：“他們說你是‘現行反革命’！”
她“有幸”坐上了轎車被押到上海正秦橡膠廠（當時傅雷妻兄朱人秀在那裏工作，也遭審查，所以由該廠造反派審訊她），關在一個單間裏。從窗口望出去，連對麵屋頂上，也有人監視著她！
第二天便開始審訊。窗外，圍觀的人好幾層。審問時，並未過多地盤問她的經曆——也許他們早已“調查”了。審問者反複追問她的動機。
“你為什麼替右派分子傅雷鳴冤叫屈？”審訊者問道。
“前幾年，《解放日報》不是登過給傅雷摘帽的消息嗎？他已經不是‘右派分子’了！”她答道。
“你的目的是什麼？你是想等傅聰回來拜謝嗎？”那人又問。
“照你看，現在這種樣子，傅聰有可能回來嗎？”她反問道。
那人被問得啞口無言。
問了一陣抓不到什麼把柄。審訊不了了之。
大概是那些爪牙們查來查去，查不出這個青年女子有什麼政治背景，不得不把她放了。
回到家裏，父母問她怎麼會成為“現行反革命”。她如實說了一切。父親聽罷，沒有半句責難，反而說她做得對。
從那時起，直到1976年剿滅“四害”止，她在不安之中度過了九個春秋。有幾次，戶籍警來查戶口，曾使她受驚不已。她的精神上，一直承受著無形的壓力。“現行反革命”這帽子，仿佛隨時都可能朝她頭上飛來……
“何必說謝！何足道謝！”
1979年4月她從《解放日報》上讀到傅雷平反，隆重舉行追悼會的消息。她心中的一塊巨石落地了！多年的精神包袱，徹底地拋掉了。
傅聰真的回來了！他四處打聽才知道到她的地址，托親友向她表示深切的謝意。她卻淡淡地說：“何必說謝！何足道謝！”
傅聰一次次回國，總是托親友給她送來音樂會的票子。出於禮貌，她隻去聽過一次，卻沒有去見傅聰。
傅聰的弟弟傅敏給她寫來致謝信，寄來《傅雷家書》以及《傅雷譯文集》。出於禮貌，她在1980年12月16日給傅敏寫了一封回信。
後來，我在訪問傅敏時，他給我看了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