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就是一團火，忌（嫉）妒心和複仇心如同兩根火柴，輪流在心裏摩擦著，點燃成噴射烈焰的火槍……
然而，當她開始行動之後，不曾料到會麵對又一種也是殘酷的事實：人們的聰明才智，想象力，在兩性關係問題上，病態般被最瘋狂地刺激和最充分地發揮出來。更有甚者，還把它納入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黑洞去。“第三者”從人身、人格，及至她生命曆程中全部貢獻於社會的，都被埋葬。精神坍塌了的“第三者”，剩下唯一可供選擇的出路，就是以死來洗滌自己靈魂的汙垢。
林清芬不得不進行又一次心靈震撼般的搏鬥。
母性的愛和女人的恨，像兩把鈍齒鋸子交替鋸著我的心，撕著肉，滴著血。最後，無以匹敵的母愛戰勝了忌（嫉）爐心。不能讓她死！
在這裏，女主人公的理智最終被喚醒，包括了對自身家庭的地位將在社會上急劇跌落的憂慮。在仍然盛行“株連”政策的當時，這種“利己”的考慮，有某種現實存在的合理成分。在這種特定情形下，維護其他家庭成員的正常利益不被侵犯，是第一位的。
林清芬在拯救“第三者”的肉體和靈魂過程中全部感情的波紋，細微的閃念，膠著的心境，到後來，人間的友愛和溫情，醫生的人道精神，成為她處理這突發事件的主導力量。這已經深深地注進了道德的思考和道德的評判。
道德是一個曆史範疇。甚至是一個時間概念，一個空間概念。當一種合乎審美要求的道德觀，在一個特定的條件和情境下，成為妨礙另一個更高審美目標的實現時，就需要有新的道德觀來代替。
林清芬以友愛、溫情、人道精神為行為實踐基礎的道德感化，已經具備現代道德觀的屬性了。也是更高層次的一種道德。
在“第三者”方我素及新一輩中的餘小朵，林清芬實施道德感化，為促使其從懸崖返回，恢複一個正常、健全人的思維和心態功能，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引導環境。放縱生活，放縱感情，最後必然受到生活和感情的雙重懲罰。她們懺悔了。
我之所以如此詳盡地引用女主人公心靈搏鬥的材料，是想澄清一種批評意見：作品的描寫重心，不是“第三者”出現的過程，而是如何把握“第三者”已經出現的結局。因此，作品也就不是要回答某些評論者所提出的諸如“為什麼會出現‘第三者’”、“‘第三者’能不能出現”等問題。因為，這是較之對待“第三者”已經出現的更為複雜微妙的問題。
也許，我們至今未能給“第三者”以一個確定性的“法”的概念和準繩，作家的目的旨在勸善。而不願在深入所謂“第三者”遠不那麼劃一化、簡單化的解剖中，磨礪創作的鋒芒。
第三，林清芬自我反省的意識活動中，包含現代道德觀念的內容。
不少評論者對女主人公予“第三者”人道的精神，抱有反感。對林清芬在心靈搏鬥的間隙萌動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心理因素，更是不能容忍。並由此武斷地認為作家在策動和鼓勵“第三者”的合法存在，默許“通奸自由”、“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亂倫行為。這種情緒，我以為是偏執的，局狹的，也是不公允的。
誠然，林清芬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突發事件引向極端的情形下發生的。它突出了人物的理性力量，道德力量，職業力量。對“第三者”的存在本身，無論是女主人公，還是作家把握的總體道德傾向，都是持批判和否決態度的。據此，林清芬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恰恰升華了自我，升華了她的道德審美價值。
林清芬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盡管不那麼痛快淋漓，但畢竟看到了與丈夫之間在感情意識、性格心理、個性氣質上的差異。由於這種差異未能及時得到修複和織補，以致造成精神聯係上的貧血症。她自嗟自歎：“在沒有留意時，似乎已失去了一些什麼”。失去了什麼？失去了女性的自我。失去了女性的溫情。失去了女性的撫愛。
不是有許多社會學家和青年朋友在探討現代家庭的穩定性嗎？我想，除婚姻中的愛情、感情這個主體不斷輸入新鮮活力之外，正常的、健康的精神生活的多層次、多聲部，則是現代家庭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夫婦之間，尤其是精神上的自我調節、互為調節、主客調節失去平衡，雙方的愛非但得不到滋養、補充、更新，反而愈益稀薄、淡化、消失，變成一架沒有任何追求，任何理想的單純的消費機器，這樣，精神需求的長期強製性的壓抑和幽禁，就可能摧毀精神自身。不幸和悲劇也就不可避免。
從《東方女性》的實際看，作家對這方麵的描寫也隻是稍加觸及。倘若，將女主人公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與“第三者”的出現帶來的精神折磨相交織，對精神異變者的動機不過多地停留在情欲的追求上，而作出更準確更多層麵的開掘，林清芬形象的道德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會更上一層樓。
航鷹試圖借助一個現代事件的處理，完成“東方”的、民族傳統的道德、美德的理想楷模的雕塑。殊不知，這裏卻孕育著、生長著現代意識、現代道德觀念的嫩芽幼樹。這也許是作家所始料不及的。
現代意識、現代道德觀念的出現，不是未來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現實性的問題。正如落潮之後是漲潮。它的到來不期而至，卻是必然的。
航鷹新近發表的中篇小說《倘若房間沒有第四堵牆——〈東方女性〉姊妹篇》，所作的正是催生現代意識、現代道德觀念更健壯地生長的一次藝術嚐試。可以說，《東方女性》的這種追求是不自覺的。它的姊妹篇的創作則是完全自覺的。
作家一改以往單一突出一個女性形象的寫法，用幾乎同等的筆墨，創造了三個女性形象。“東方”女性家族的陣營，蔚為壯觀。
色織廠黨委副書記——潘解放。
這是一個與知識女性林清芬大相徑庭的形象。是《東方女性》中趙科長形象的規範化，有更大的概括性。長期扭曲的政治生活割斷了她與社會、與家庭聯係的紐帶。她奉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學”。她的全部職業“道德”，精神寄托，就是對人的“階級鬥爭”的出奇敏感和責任心。在道德觀上，她固守沒有感情的婚姻，過著一種隻靠蛋白質供應熱能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她的令人厭惡，在於她還要求別人效仿。誰想逾越這道壕塹，她就會不露聲色地運用權力和巧施心計，置叛逆者於內外交困的絕境。她無才無學無識，在這個舞台上，則不愧為“將才”。
色織廠技術室未正名的技術設計幹部——金楠楠。
這又是一個“第三者”。較之《東方女性》中的方我素、餘小朵，她活動的背景放在了前台，也充實些。她是商品交換婚姻的敵視者。也是以家庭的社會地位、身份為衡量標準的不平等的愛情的反叛者。她處在精神上被屈辱被損害的位置上，幻想在現實世間創造現代愛情的奇跡。當她與女友王者藍交往中，發現其父王愉根的愛情的巨大不幸和心靈的枯渴，就以一個勇敢的“現代解放女性”自居，毅然闖進王愉根的生活。這個不平等愛情的叛逆，她在奉獻自認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忘我之愛時，卻是以淩駕、主宰、救世主的另一種不平等的愛出現的。她扮演英雄“拯教”般的現代愛神、“女俠”，“為平庸的生活塗上一層令人瞠目結舌的奇特色彩”。這樣，奉獻一開始，就伴隨著先天不足，就潛伏著危機。在現實環境鋒利如劍的審判麵前，加上潘解放權力的挾製和反複，是那般的不堪一擊！她和王愉根都成了殉葬品。她重新回到她曾為之掙脫的精神牢籠。愛，沉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