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真難嗬。
人生真累嗬。
你想成就一點事情（事業），你就得背負起沉重的十字架。
女性尤甚。
我第一次聽到張欣的名字，是與全部最不友善的字眼聯係在一起的。
張欣不是一名有十五年軍齡的軍人嗎？軍人不是有鐵的紀律嗎？張欣不曾是軍隊醫院的一名護士嗎？人道精神不是醫護人員最重要的職業道德嗎？張欣不還在軍隊文工團從事過專業創作嗎？歌讚軍人的心靈美不是軍隊作家的天職嗎？
我無法想象張欣，更無法想象關於張欣的種種“傳聞”。
“傳聞”總是與謠言相伴，與誹謗相生。——我腦子裏忽然閃過這個念頭。羅織的罪名借助鼓簧之舌傳播，不正是某些職業謠言製造者的慣伎嗎？我為不相識的張欣難受，不平。
我真擔心中國文壇尚未生長起來的幼芽，又將成為一個屈死的冤魂。
在我們這個仍然重輿論而輕實證的社會環境裏，張欣果然遭逢厄運。
她想從部隊轉業到地方一家期刊，謠言堵塞了她的路。
一家晚報好不容易接受了她，也是礙於謠言，隻把她安排在資料室從事“剪刀加漿糊”的簡單勞動。
謠言沒有把張欣壓垮。她對謠言不屑一顧，不為人言所累，不想依賴解釋活著。戲稱謠言為痞子運動，是末流之輩所為。與此同時，她的作品一篇接一篇問世。我把這看作是她無聲的卻最有分量的抗議，抗辯，抗爭，抗衡。
我暗自為她慶幸。
但我依然沒有想去真正結識她。
我一如以往站在遠距離觀看她。
我有我的人生邏輯。
張欣有自己的文學界朋友。對於一個像她這樣已經獲得了友誼，獲得了幫助的年輕女性，我是絕不可能再趨前親近的。
然而，當1986年夏天，當和我合作辦期刊幾年的幾位同行離去，獨獨留下我出任某職務時，我則請他們隻向張欣轉達一句話：
你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刊物的朋友。
一日，接到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和廣州市文聯的聯合通知，擬討論廣東幾位女作家的作品。其中，在發表的數量與發表地域的廣度上遠甚於他人的張欣的著作目錄表吸引了我。我忽發奇想，冒昧地給張欣寄去一函，表示一定要寫寫張欣小說論。
再往後，我和張欣有了有限的幾次對話。
我發現，原來遠距離中的張欣竟然變得近了。
真正讀懂張欣的人格、品格、情調、意趣、心態，則是在拜讀了她發表的全部作品之後。
真不曾料到，張欣寫得如此高尚、如此寬容，如此充溢著理想的色彩。她本應該寫得嚴厲，寫得冷漠無情，寫得嫉惡如仇，甚至尖酸刻薄。人世給過她許多不公平，她同樣回報於人世，人們可以理解她。
那些在精神個性上長期或時時處於壓抑狀態的女作家，她們借助種種社會問題，倫理問題，表現出一種強烈與社會抗辯的女性意識、女權意識，勇敢而堅定地維護和捍衛人格尊嚴。張欣的小說，從整體意識和品格全貌衡量，女性意識，女權意識極為淡化，她不是純粹站在女性的位置，而更多的是從人生的角度，觀察和把握人在某個階段的生存狀態。他們的困惑，他們的認同，他們認同中新的困惑。
張欣創作伊始，並沒有意識到作品中依托的人和事僅僅是生活的一個載體，也沒有完全意識到從人類的整個生存狀態來把握人生的階段性，因此，作為她透視生活的兩翼之一翼的反映部隊文工團生活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此劇哪有尾聲》，就明顯地可以看到舊有創作模式的束縛，表現在人物關係的結構上，政治的因素造成的對立格局過於強烈，有著習慣性地將複雜的生活簡單化的弊端。但是，我們仍然不可以把張欣的這部小說納入成功或非成功意義上標準的“改革小說”範疇。因為，改革作為一個曆史過程，一個必然曆經的階段，張欣並不以政治利益、經濟利益作為評判生活的唯一尺度，她畢竟多少觸及到了改革背景下人的心理現實。曆史的變動，首先總是以觀念和社會心理的承受力來檢驗。也可以說，首先遇到的是固有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的挑戰，是心理、心態的固有平衡受到挑戰。在《此劇哪有尾聲》中，作為平衡曆史變動帶來人際關係格局複雜變化的人物，依然是那個大半生取所謂“嘻嘻哈哈，從善如流”的毫無棱角和鋒芒的“維持會長”式的“中間人物”——留任團長曹申。張欣將這樣一個人物作為自己的主角，既是一種曆史意識的複寫（順應或逆曆史潮流的人，在政治、人事格局無法擺平的時候，而往往像“地球一樣圓”的人，就會被作為雙方可以接受的人物“主宰”曆史），也是改革現實並非普遍也絕非罕見的事實。然而，這部作品的價值，更在於寫出了現實對曹申的校正與再造。他的性格心理、觀念與意識和曆史變動的吻合。他起用一個曾被曆史和世俗冷落，但在氣質上和藝術上有一種成熟美、完整美的女演員宛如冰，致使劇團過於凍結的心理氛圍崩潰，因曆史變動而產生的“惶恐症”像洪水般湧來。曹申由此得到了他從未得到的，也失去了他早應該失去的。甚至在生命的暮年，才真正獲得了妻子姍姍來遲的愛情。妻子隻喜歡“在命運的前麵碰得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的真正男子漢。而厭惡那種“躲在‘隨和’的罩子裏求個平穩”，“沒有追求的艱辛，也沒有得到快樂”的男人。當然，這部小說裏人類生存狀態的基本形態主要是改革背景下一種政治意識的對峙。心理、心態、價值觀、道德觀的分野畢竟線條粗重，有一種藝術描寫上缺少細膩的塊狀累積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