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實現，必將付出沉重的代價。這是柳明認識的深刻性與睿智性。文明又必將戰勝愚昧與專橫的挑戰，也是當今不可抗拒的曆史性的、世界性的潮流。這是柳明的遠見與不可動搖的對未來的信念。
隨著“四人幫”暴虐統治的土崩瓦解，現代民主與現代法製的意識、觀念與行為方式，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悄悄地或急劇地影響和改變著生活的一切舊有的規範。
性愛、婚姻與家庭這個包含著最廣泛最豐富的人性的母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愛、情愛的內核合為一體。而一切與愛、情愛分離的性愛婚姻、家庭的裂變或突變，就是不可避免的。現實的這種裂變或突變，是將包括生命都作為代價積蓄之後的爆發，是毫無理性毫無人道的不堪負載之後的覺醒，是人性觀與倫理道德觀的革命性的、曆史性的進步。
據此，柳明的報告文學表現出毫不避忌的強烈的勸進意識。希望看到女性在把握自身命運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急切的曆史主動性與進取精神。
柳明以自己離異的事實“現身說法”（《一個女人給一個女人的信》）充分顯示了一個知識女性敢於藐視世俗的勇氣。而披露的“事實”本身，更具有女性思想解放者的超前性。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當時尚未出現“第三者”這個名詞，但作為一種不易分辨真偽的社會現象則早已出現了。柳明對介入自己家庭生活的那個“第三者”，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豁達、寬容、通情，主動撤出婚姻死亡線。果不其然地“找到真正的我”，“著意塑造一個我所追求的真正的我”，以獲得“堅實的、有價值的人生”。並以此導引那些掙紮在愛情、婚姻、家庭困境中猶疑不決或麻木不仁的女子（《二十年後的追悔》）。
柳明完全有資格進行這種文明的、自我拯救意識的灌輸。
至於對那些頑強地維護不幸婚姻作為對丈夫的懲處與報複（實則也是最殘酷地懲處和報複了自己的精神與肉體）的女性，柳明則表示了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憤激與憐憫之情（《外切圓》）。
同時，她對中年寡婦的再婚，又有著一種超常的熱情。對於主要來自子女方麵野蠻、落後意識的阻撓給予毫不留情的譴責，對於中年寡婦為獲得新愛和新的聯姻作出的種種努力高度評價和讚賞。因為內心太多的同情，以至發出詰難：“我們這個善於造輿論的社會在這個問題上顯得過分沉默了。”（《別有一難在人間》）
為了證實文明的人性觀與倫理道德觀的現實力量，柳明還改變過去幾乎所有關於單親家庭不幸子女這單一的題旨。單親家庭的子女，由於心理與性格的畸形發展，而導致殘酷地報複生活，也徹底毀滅了自己的現象，並不是生活的全部真實。倘若教育得當，變不健全為健全，單親家庭的子女更能在逆境中奮起，更能發掘與確認自身的價值，更能承擔起良知與道德的責任，直至樹立起新型的生命文化觀念（對離異父母的可理解性及對雙方采取對等的關係）。黯淡的背景下，可以生長出更為明麗耀眼的花朵（《我的日子——單親家庭裏的子女說》）。
文明不隻是一種結果，更是一個過程。由於基礎、支點、主客觀條件不一樣，文明的程度與文明的表現方式也絕不會千篇一律。
愛，眷戀、情感的堅韌紐帶是協調、和諧與默契。婚姻的穩定性在於首先提高婚姻的質量。
麵臨崩潰、自不必去維係；裂痕擴大到徹底傷害了雙方的感情，以致不能修複，也不必強製湊合；倘若僅僅因職業、地位、個性及至外部表征等的差異而帶來的某種局限，甚至一定程度的隔閡，仍可在共同完善雙方感情機製的前提下求得生存，逐步創造出一種適合雙方生存的境況（《同心圓》、《最佳支點——一對青年夫婦談話錄》），在現階段，這也不失為一種協調。
因而，簡單地主張打破與粉碎現有家庭的全部格局，是荒謬的，也是不現實的。柳明在呼喚文明離異的同時，也進行了愛情、婚姻、家庭的類、質與層次的區別。可見，柳明的倫理道德觀，是浪漫的，又是現實的，是超越的，又是嚴肅的。這也就是生活中柳明的自我。
人生價值的追求、創造與實現，及其內在的自我建設與完善，是當代女性解放的中心問題。柳明更將它置於商品經濟大潮衝擊的特殊背景下，尋找女性新的失落與新的依托。
處於變動期的年輕女性，大多都有一種試圖掌握自己命運的騷動不安與亢奮的情緒。她們翹望迅速告別傳統的生活模式，改善現有的生存狀況，渴望獲得獨立的人格價值，但由於心理、生理、閱曆、經驗、智商等諸方麵準備的不足，同時，對必須經受的新的人生磨難和痛苦又缺乏足夠的抗衡勇氣，以至於來不及甚而沒有任何建樹，就付出了無法挽回的心靈的和純真的代價。
專門收容犯有性罪錯的年輕女性的廣州沉香島，女性的存在本性是以最為極端的形式出現的。女性的青春、姿色、肉體是換取金錢與物質的商品。女人淪為比單純生殖機器更為恐怖的淫欲工具。柳明多次踏足沉香島，她不是以作家旁觀者的冷峻眼光，而是以母親的愛心來訪，與失足者探討失去的和不應該失去的，尋回年輕靈魂和年輕胴體的人性善與女性美。在這裏，失足的少女們將柳明視為知己，她們失去的良知與責任終將回複，破損的心靈與肉體終將醫治（《沉香島的沉思》）。
柳明的報告文學中，有一篇涉獵鮮為人知的未婚年輕媽媽的嚴峻事實的（《第一滴母親的淚》）。柳明的原意主要不是探討、評判這類社會現象的“是”與“非”。就某個具體的對象而言，定奪是否真正“愛情”的結晶，顯然是更困難的。但是，從未婚年輕媽媽痛楚或幸運的事實中，找出性愛的吸引與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性愛的區別，則是可能的。對於男女任何一方的不負責任，柳明表現出不可遏製的憤怒；對於造成後果勇於承擔責任的表現，柳明給予了積極的評價。雖然，柳明將同情心偏向於失去法律保障的未婚年輕媽媽，但並非一般性地讚成未婚媽媽的降生。她更強調女性的自重自愛，責任和道義。
柳明的報告文學還觸及了一個極為敏感的社會問題，外地女工大量湧入廣東之後的命運（《鳳棲何方——廣東外地女工生活紀實》）。事件的中心環節依然是婚姻的選擇與選擇過程中麵臨的競爭。而題旨的意義卻遠遠超越了倫理的範疇。曆史將會給予八十年代“百萬大軍下珠江”的人口大遷徙現象以公正的肯定的評價。而這些從勞動力到身心都獲得一定程度解放的新的女性，將帶著開放的經濟和觀念，去影響去輻射內地千千萬萬尚未開發的處女地。
貧窮向往富有，低層向往高層，封閉向往開闊，這也是人類的一種共同歸宿。
女性在通過社會革命取得相對意義上的人身自由之後，下一個目標是較為徹底地擺脫以男性為中心的依附地位，最終達到人格的獨立，人的自我價值的創造。
柳明尚未收入本集的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南國佳人》，展示了現代女性解放畫廊中強悍而又溫柔的新型南國女性形象。在商品經濟活動中，她們一個個富於生命的創造性，又有著豐富的、高格調的精神追求與美的追求。這裏寄托了作家的理想，也反映了現實的不可逆轉的催生力量。
在廣東女作家中，柳明無疑是有才氣的一個。在廣東報告文學作家中，柳明也是較具鮮明藝術個性的一個。
她有良好的悟性。許多貌似普通的生活現象，一經她感應、點化，總能深掘其中理性和哲理的思考。
她也十分細膩。熟悉柳明的人知道，生活中的柳明，可是大大咧咧，不拘一格的人。但在藝術感受方麵，卻格外敏感。尤其在不幸女性的心理把握方麵，表現出色。
動情真摯，也是柳明的特點。無論是寫女性的磨難、淪落，還是抗爭、奮發，都感情飽滿，毫不鬆弛地張開著情緒的節奏。
女性解放與走向文明的主題，柳明還可以在綜合考察與深度揭示上，作出新的貢獻。從而增強這類題材報告文學的思辨色彩和社會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