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雪竹的電影作品，除初始著墨於救活意識（如《十六號病房》）之外，仍然突出與延續小說中的生命母題。隻是在視覺形象的審美作用下，更富色彩感、空間感、動感與綜合藝術魅力。如《森林中的頭一個女人》等。
前幾年，她南遷深圳，更年輕的時候生活在江蘇南京，現在的生存基地則在北京，每年隻是探訪式的，有時是閃電式的回來一下。但聰穎的天資，富有的藝術感悟力，依然常常令她在短暫的行程中，倏然冒出火花、亮點、靈感與智性，看似出人不意的偶拾，卻華光初照。
《城市與女孩》不正麵寫城市，不涉筆這座東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崛起城市的任何外部形態，也不鋪陳商品經濟的正負效應，但你卻從中可以清晰地感覺到它的脈搏、血流與生命的律動，它的宏闊的時代背景與社會心理場景。
深圳——個時代的象征，中國未來社會一種走向的起始，世紀性的“移民”與多元文化交彙的窗口。這座城市，或者說以這座城市最有代表性的廣漠中國大地的一角，正在誕生具有現代色彩的一種新型的觀念、新型的思維、新型的價值取向、新型的時代風尚，新型的曆史習慣與秩序（生產、生活與生存方式），並迅速聚生起來。
喬雪竹藝術地，不經意地將這個廓大的背景，融納進題旨意識與人物關係組合及命運之中。
從世界短篇的成敗而論，這幾乎是唯一的成功“模式”。“小題材大境界”、“小人物大世界”，這就是短篇創作的規律。
簡化背景，又不隔離時代，這正是短篇創作的難度與難點。
喬雪竹由土地的母題，演進為生命的母題，生命價值的母題。
深圳是“夢”尋者的“天堂”。是尋找生命本位和生命價值實現的個性化世界。本位觀與價值觀是深圳公民人生的重要支撐點。
由鄉村文明、農業文化向都市文明、工業文化轉換；由純潔而沉淪，直至徹底沉淪或新的覺醒；由自為的或意識模糊的靈與肉、精神與物質的“奉獻”，爾後獨立或寄生；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新的經濟文化的代表者，創造具有現代特征的思維、觀念與價值，創造新的生活……這種種價值觀的支撐點，使深圳特區這部時代交響詩，具有渾厚、激越，也帶著蒼涼、悲壯的多層麵色彩與多意向蘊含。
像無數“打工仔”、“打工妹”一樣，《城市與女孩》中的“女孩”，也是隨大潮興起加入南下勞工大軍的。她涉世之淺、之單純、之誠實，幾乎看不出有什麼人生準備。瓊瑤的小說，成了她判別好女孩與壞女孩的尺度。她匆匆尋找，尚來不及選擇，等待的竟是“陷阱”。在命運的轉折關頭，又恰是自立走勢，使“女孩”迅速脫離不幸，在文化的進取中更新自立。
小說結語，含蓄點題，給予一種提示：
我真的感謝這座城噢！為它保有這樣一個女孩，這樣一塊鑽石。噢，謝謝！
城市與人同在，城市與良心道德、理想與追求同在。
隻有那些抱有偏見與主觀臆測的人，才認為深圳這塊實驗地，隻有“惡”的生長、積聚與膨脹，隻有“惡”全部以道德的犧牲為代價，才能換取曆史的“進步”甚至智慧、智性也是有毒的才華。實驗的基因中就包含著資本原始積累的“罪惡”，包含著“原罪”。
這種顯然傾斜性的價值判斷，並不公正、客觀。
正是在這塊特殊的土地上，由於一次曆史性的機遇，帶來了現代經濟的變動，觀念的變化，造就了新型的現代人和現代文化文明。活生生的人不再是抽象的符號，活生生的個性不再是強暴意誌的附屬物，活生生的生活不再是某個一成不變的刻板公式的假托，活生生的創造與追求不再是違背人性與天良的所謂“道德”的犧牲品。而且，這種人、個性、生活、創造與追求，已融合在公眾利益、他人利益、社會利益之中了。日益顯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與曆史前行的精神。
喬雪竹幾乎是以母親般溫情脈脈的心境與情懷，注視著深圳這塊土地。甚至對“醜陋”進行鞭笞時，也顯得十分節製。她可能擔心，過於嚴厲、苛刻的譴責，連同創造、萌芽本身，一起毀滅。於是，她的筆觸小心地探索著，她的情感判斷受製於時代的理性。撫愛、珍借、保佑之情徜徉字裏行間。正是這座具有現代理性與現代價值象征和崇拜意識的城市，“罪惡”也在淨化。小說中以“騙”為生的人物黃大姐，也因感動於一對銀婚夫婦的真情，在潛意識作用下，將一對真鑽石戒指奉送。今天，這塊土地已經走過了孩童時代，正走向她的青年、壯年，向人格與生命的成熟和完整大步走去。
《城市與女孩》接近於一部象征體、隱喻體小說。“城市”是商品經濟的汪洋大海，是各種文化與觀念撞擊的敏感雷區與震帶。生力、活力與惰力、破壞力俱生俱滅。置身其中的“女孩”沒有被淹沒，遭受雷擊與震中的滅頂之災，而是浮遊上來，超脫出來。“城市”與“女孩”互為依存，互為因果，代表著一個民族與群體孕育與創造新生命的開端與過程，預示著未來的希望。
喬雪竹素描式的勾勒，一改以往濃重的情緒與畫麵色彩，對環境、氛圍、人物、對話、細節，不時有機智與狡黠的筆墨，更不直訴主題，唯其如此，更給予讀者與批評家開墾聯想與思索的天地。小說明顯的破綻，恰在於沒有將這種留下的想象延伸。“女孩”的命運大可不必與一個具體的“惡”的化身人物“黃大姐”直接聯結。如果隻是提供一條命運發展的線索，藝術感覺的整體美不會因為情節的過分巧合而有所綴斷。
我如此推崇喬雪竹的作品，絕不是隨意地簡單地為“外來戶”（或“客籍”）作家歌功頌德。藝術地滲透生活的能力，恰是廣東作家需要學習與借鑒之處。也恰是廣東八十年代末期新進青年作家的一個重要成就。
都市文學的出現，不僅僅是題材意義與觀察點的轉換，更是一個生存空間、生態環境、價值取向與人文意識的過渡。都市文學的中心仍然是人。是人在與經濟、商業、物質文明活動中，心態、人倫、品格、觀念、思維向現代意識的邁進。
1991年11月4日急草於廣州區莊村——東山湖畔[3]文學評論·女性磨難的紀實與沉想女性磨難的紀實與沉想
當那些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在關注中國當代社會種種生態失衡的現象時，唯獨遺忘了愛情、婚姻、家庭這個人類繁衍的母題。而早於1984年，廣東女作家柳明就以一個女權利益堅定而滿懷激情的捍衛者形象，為女性命運痛苦、遲緩地趨向文明的演變，寫下了一篇篇紀實的文學。
柳明在初步意識到自身的這種文學價值取向時，我曾和她有過一次對話。我十分肯定地對她說：您的文學位置就在這裏。您的文學優勢也就在這裏。因為您有過一段獨特的離異經曆和體驗，您作為享譽全國，以反映婚姻、家庭為題旨的《家庭》雜誌的主要編輯（現已升任副總編輯），擁有這方天地別人無可替代的信息媒介和輻射力，更主要的，您具有女性強者堅忍不拔的意誌力、堅定不移的目標感和可觀的才情，完全可以勝任女權利益領潮流的角色。
新時期以來，我一直關注著女性作家與女性文學從孕育、發軔、拓展及行途中某種異變的曆程。由此，也形成了關於女性解放與女權利益的一些基本觀念。我並非想借助柳明的作品加以印證。但揚帆於柳明作品之中的種種理性意識，卻與我有許多共識。
女性的命運及其解放，與整個社會的革命相一致，在現階段，也就是與現代文明的程度與思想解放的尺度相適應的。
柳明站在純粹女性的立場，肯定女人作為女人的天性、性別差異的獨立存在，同時又以對女性自身一種極其複雜交錯的心境，聲淚俱下地敘述了一個個催人斷腸的悲慘故事，為女性的艱難解放，喚起公眾與社會的輿論支持。
當然，柳明絕不是悲愴的失落主義者。她更注重現代文明成分的滲入、融合，通過增強女性自身對傳統依附與懦弱心理的反叛，獨立的人格、尊嚴與價值的建立，來削弱、縮短蛻變過程中殘酷的非人的折磨與血腥的踐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