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話表明我的追求，那就是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精神與高昂理想的統一。
九
中國農民的命運，是與政治、政策維係在一起的，悲劇與喜劇常常發生戲劇性的轉換。顯而易見，張一弓的作品主要取材於生活中的悲劇或帶悲劇色彩的事件，即使近似喜劇題材的處理，也深含著悲劇的成分。正是在這裏，顯示了作家創作的革命現實主義的批判鋒芒。
悲劇主要來源於極左的政策，來源於被極左思潮的愚弄。這是為建國後的全部社會生活所證明了的。但這種認識的獲得，也包含著作家自己極苦澀而又極珍貴的人生經曆和體驗。有比較，才有鑒別。這種比較，不隻是過去時代極左政策的猖獗，與人們中間反叛的情緒和行為之間的比較，更主要的，是新時期正確政策所獲得的巨大成功，與過去時代慘痛的失敗教訓之間的比較。這後一種比較，使作家對過去時代生活的反思和認識，找到了一條清晰的思想線索；對今天現實生活的評判，也持有熱忱而又清醒的態度。是的，在張一弓的創作中，作家毫不掩飾自己對極左政策和極左思潮的深惡痛絕之情。在作家展開的嚴峻的生活畫卷中，我們看到了一顆坦誠的心——勇敢地正視人生和現實，一顆祈禱的心——國家的政治、政策昌明延衍，一顆熱切的心——人們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合理要求愈益得到滿足。
當作家的批判鋒芒，指向悲劇發生在極左的政治、政策在某一曆史階段或某一局部的環境裏起主導作用的過去時代，如《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山村詩人》等所描繪的那樣，它會引起人們情緒上的激動和深沉的思索，卻不至於使人們感到震驚。因為它畢竟是對一段逝去了的歲月的褒貶。這種褒貶，是為曆史的結論所證明了的。但是，當作家由對曆史的反思轉向現實生活時，注意力仍凝聚於生活中悲劇的因素，而不認為從此天空永遠飄蕩吉祥的紅雲，這樣，他的革命現實主義批判鋒芒的極嚴重的尖銳性，不能不使人感到憂慮和顧忌。對待正在證明和將要證明的現實和未來，作家能準確地而不是偏頗地把握住曆史的尺度嗎？還好，作家既沒有出軌、出格，又不失其鋒利、潑辣。作家的創作基點，是建立在這樣一個認識基礎之上的：在曆史的運行軌道上，邪惡的思想和勢力逐步失去了它昔日喧鬧的聲威，生活的主人重新回到他原來的位置，日漸變得自尊、自信和自強起來。可是，已經失去合理存在的思想和政策，並不因曆史的轉折就銷聲匿跡。而新思想新政策帶來生活的急速變動，人們在認識上有時也還適應不了，習慣勢力與極左的思想和勢力聯姻，悲劇就在醞釀，直至發生。當農民群眾從束縛自身的曆史墮力中掙脫出來，為改變物質貧困的命運開始行動，而代表社會生產方式最落後的一部分人則聯合起來強加阻攔，趙钁頭的悲劇便發生了；當農民群眾用合法手段來行使自己民主的權利，而又無法與肆意踐踏民主權利的邪惡勢力抗衡時，王鐵山老漢的悲劇又發生了。馬套心靈上背負的曆史憂傷，和對新生活的向往之情；周金鎖老漢因一場誤會而引起的全家驚恐，更是典型地傳達了處於曆史轉折時期的農民的一種悲喜交融的心理狀態。作家的這一部分作品，深深地浸透著悲劇的氣氛，賦予現實主義的批判力量。人們從中獲得啟示：徹底轟毀極左思潮的堤壩，生活的轉機才會變成現實的可能，轉化為人們的物質利益和精神需求。
張一弓的革命現實主義是堅定的，徹底的。它貫穿於作家對整個曆史進程的思辨認識之中，貫穿於作家全部創作實踐的嚴謹態度之中。在人們盡情分享收獲的喜悅時，在人們進行生機勃勃的創造性勞動時，作家沒有把自己的筆轉向對生活的廉價粉飾，沒有離開時代的大潮去吟詠瑣屑狹隘的情致，而是不回避尖銳的社會矛盾，在生活中美與醜的對立鬥爭及其相互消長的過程中，無情地暴露其醜，熱烈地歌讚其美。因之，一旦曆史賦予農民的命運以新的活力，作家仍以銳敏的眼光和犀利的剖析，發現了喜劇中潛在著的悲劇因素。李麥收獲得了豐厚的物質，卻沒有獲得合乎理性規範的合理的愛情婚姻，結果重演了一幕在貧困年月裏的愛情婚姻悲劇；蘇小海試圖從發型上起步，改變農民長期形成的審美觀念和心理，也不幸導致了一場軒然大波。作家在反映這一時期農村生活的作品中，集中突出物質富庶與精神貧乏之間的矛盾，是因為精神上的富有，較之物質方麵，要困難得多。這裏有深厚而廣泛的封建傳統和積習的影響，涉及到道德、審美、社會、心理諸方麵的因素。雖然，“物質生活上的富有與精神生活上的貧窮並不構成絕對的矛盾”，但是，在今天農村的現實生活中，二者之間畢竟有差別，有矛盾。不但精神生活有待於豐富和擴展，物質生活也需要更上一層樓。即如黑娃，他較之其他人物，對未來的美好生活更富於幻想，信念也更堅定，但是，作家在細致地而不無誇張地再現那幻化了的“未來圖景”時，基調也是壓抑的，流露出一絲淡淡的憂愁。這恰恰表明，作家希冀廣大農民既是物質豐富的占有者，又是精神豐富的占有者。這也是時代的情緒，是社會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前景。
十
在批判的鋒芒中，注進崇高的精神力量，這使得張一弓的創作區別於批判現實主義；崇高的精神力量，植根於現實的土壤，又使得作家的創作區別於空想理想主義。既是悲愴的，又是崇高的，是悲愴美與崇高美的統一，這就是張一弓農村題材作品特有的格調。
一方麵，作家冷峻地將現實生活矛盾的態勢揭示出來，另一方麵，又始終以肯定的目光，展示生活發展的時代精神趨向，寄希望於現在和未來。理想主義的光芒，或從人物處於逆境的強烈抗衡中迸射，或從人物曆經坎坷不幸的執著追求中閃耀，或從人物在初獲生機後作更高目標上的登攀中升騰。有文章批評：“有的大隊書記仿佛太高大了，在1960年僅僅為了一個村的群眾吃上一頓飽飯就孤注一擲，不惜犧牲自己。”怎麼能對李銅鍾行為的意義，作這種令人難堪的解釋呢？李銅鍾殉道者的高貴精神品格和道德力量，正是從他在特定環境中采取的“獨特”的行動中爆發出來的，具有很高的真實性和概括性。這裏，觸及到了黨性和人民性的關係這樣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作家似乎將這二者推到了尖銳對立的位置上，其實，它摒棄的，是不能體現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所謂“黨性”，而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利益的黨性，在這裏得到完美和諧的統一。李銅鍾的行為，反映了一個特定時代的人民的意誌、要求和願望。作為他個人，是失敗者。但他為之付出的犧牲，卻可以喚起人們的警醒，並推動人們走向改造環境，改造社會的光明之路。理想的力量和時代的精神趨向，浸潤於人物的命運之中，又從人物的精神狀態、氣質和個性之中顯露出來。作家寫新時期農村生活的一組作品，尤能體現這個特點。趙钁頭為改變物質貧困命運的頑強奮進，雪花為獲得合理婚姻和美好感情的不妥協的抗爭，王鐵山老漢行使民主權利時凜然不可侵犯的莊嚴感，黑娃把幻想中的真實變為現實中的真實的堅定信念……都滲透著作家自己的社會理想和美學追求。即使在布滿陰霾的晦暗畫麵上，你也可以從人物的精神狀態、氣質和個性中，感受到生活的熱力，看得見理想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