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無遺憾的是：從人物與畫麵中透發出的社會理想和生活發展的趨向，作家在藝術處理上，總是偏愛從人物結局戲劇性的轉換中，並大都借助於哲理的思索和哲理的語言直接暗示出來。如《犯人李銅鍾的故事》與《趙钁頭的遺囑》、《張鐵匠的羅曼史》與《山村詩人》，以及《山村理發店紀事》幾個中篇，都是這樣。每篇開頭設置強烈的懸念，爾後展開曆史回憶與現實糾葛的交錯，或按照時序敘述，這種藝術結構和藝術形式總體安排上的雷同，應該視為作家藝術上的弱點。這裏，確實有“廣闊龐雜的內容與比較窄狹拘謹的形式之間的矛盾”，呆板而缺乏創造性，既影響用多樣的形式來表現豐富的內容，也會減弱讀者對一個作家的興趣和關注。張一弓意識到——
對特異事件和外部情節結構的偏愛，也無疑是我習作中的一個局限。
十一
我曾在一篇論及張一弓創作的文章中說過：“張一弓的藝術所長，有時又表現為他……的所短。”這裏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事實是：記者生涯，發掘和培植了他後來成為一個作家的許多寶貴素質；記者生涯，也帶來了他在觀察生活和表現生活上的某些局限。有時，張一弓會因為一種習慣性的作用，用新聞的眼光而不是完全用作家的眼光（這兩種眼光是不盡相同的）去看生活，在構思和描寫生活時，有時又會不自覺地采用新聞的手段而不是完全采用藝術化的手段。新聞的眼光，使他對生活中獨特、異常的——即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有特別的興趣和敏感。作家的才力，又使他極善於把這些獨特、異常的事件和尖銳的矛盾衝突，加以戲劇化，造成驚心動魄的情節，從而完成對人物精神狀態、氣質和個性的開拓，實現批判精神與高昂理想的統一。但是，由於作家過於偏愛事件的獨異性和情節的戲劇性，而缺少在更深廣積累基礎上的反複醞釀，反複開掘，反複提煉，甚至描寫失之得當，有時就不可避免地會離開真實的軌道，走向虛假。張一弓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弱點，為長處轉化為短處深感不安。他告誡自己：“寧肯失去十個情節性，也不要丟掉半個真實性。”藝術分寸感問題，是我們的文學評論長期忽視的一個問題。從一個作家的角度來要求，我以為目前張一弓創作中尤應加以警惕和亟待克服的毛病，正在於此。
十二
過分地追求特異性和戲劇性，在張一弓的創作中已經看到了什麼不良後果呢？
第一，損害了作品的真實性和藝術整體上的審美感。《流淚的紅蠟燭》在張一弓的作品中，是較優秀的一部。故事的基本框架和許多重要細節都是真實的。但何以會引起那麼多人的反感呢？這固然有批評者以局部的敗筆來替代對整個作品作客觀評價的問題，但是，某些情節、細節處理的失真，傷害了批評者和讀者的感情，不能不說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作家意欲以特異性的事件和戲劇性的情節，來突出物質富庶與精神貧困之間的矛盾，結果把帶濃重封建色彩的現代化了的蒙昧行為，誇飾到不恰當的程度，高貴的悲劇卻產生了鬧劇的效果。悲劇美被侵蝕了。作家作這種藝術處理，讀者在感情上是難以接受的。作家新近發表的中篇小說《山村理發店紀事》，仍留有這方麵問題的痕跡。小說寫農民群眾新的審美觀念和趣味的變化，是從一種發式由城市“引進”鄉村所造成的深刻、劇烈震蕩中表現出來的。作家觀察的銳敏，對事件特異性和情節戲劇性的處理，又一次得到了證明。但有的描寫，如從女犯人的發型上尋找排他的依據，以及蘇小海在環境的壓力下，握刀時產生的心理上的異變，都不無誇飾，但從審美的角度看，卻很難使人在感情上產生共鳴。對立之物，倘若不經過濾和提純，雖涇渭分明，但不美。
第二，損害了人物的完整性和豐富性。關於張一弓作品中人物創造的得失，有文章認為：“繼《李銅鍾》之後，逐漸忽視了人，忽視了有性格的人的塑造。”甚至認為像《趙钁頭的遺囑》、《張鐵匠的羅曼史》這樣較優秀之作，“活動在這裏的人物，一個個仿佛提線木偶，任你呼之即來，揮之欲去”。我以為，這種評斷是以偏概全，缺乏具體分析的。的確，較之人物性格的創造，作家更注重人物命運的展示；較之人物神韻、情致的雕琢，作家更著力於人物某種精神狀態、氣質和個性的開掘。迄今為止，他也還沒有創造出一個可以與李銅鍾“並駕齊驅”的、具有很高典型概括意義的藝術形象。但是，張一弓在《犯人李銅鍾的故事》之後，為新時期農村題材的文學畫廊，仍然貢獻了為數可觀的性格基調鮮明，行動性強，有力度，有思想光彩的人物形象。如銀鎖的敦厚而耿直，臘月的柔弱而執著，大翠的癡情而明達，劉忍的堅忍而善良，趙钁頭的聰慧勇決，李麥收的良性良知，雪花的堅毅不屈，王鐵山的嫉惡如仇，薑歡喜的機智詭譎，老石匠的純淨豁達，翠翠的質樸通情……這些人物性格的某些突出側麵，還是給人以質感的，他們並不是某種觀念的符號。對張一弓人物創造上得失的估價，我較傾向於這種意見：“人物思想與性格的基調十分鮮明和強烈，然而卻缺乏應有的性格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人物有足夠的力度卻缺乏豐富的內涵和精微的分寸感”。張一弓筆下的人物，尤其是一些反麵人物，確存在豐富性、複雜性不足，缺少多層次多側麵的問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過分追求故事的特異性和情節的戲劇性，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因素。“忽視了人，忽視了有性格的人的塑造”的現象，往往是在這時候發生的。這裏一個最典型不過的例子，就是如許多文章所曾正確分析的，趙钁頭之死結局的處理。當人物性格在發展過程中，並沒有預示或包含這種結局的必然性，現實的環境還沒有足以提供這種結局的必然條件時，作家為了創造人物命運戲劇性的高潮，不是按照人物和情節的邏輯軌道發展，而是強製納入作家主觀意誌安排的框子裏，這樣，既影響了對人物作進一步的刻畫，也損害了人物的完整性。這裏，還需要特別提及的一個問題是：新時期農村變革的生活，隨著整個社會的前進，節奏迅速加快了。但在這個領域，張一弓仍未創造出一個較成熟較典型的改革者形象。即使是寫得較好的黑娃，也隻是寫出了人物麵對自己創造的初步成功，以及對未來更巨大創造的追求時的一種情緒、心態。從創造農村改革者的新人形象上來衡量，隻是提供了一個性格的胚胎。至於續篇《黑娃的新聞》，人物非但沒有在未來更偉大的創造中采取行動，反倒被推進一個頗有幾分俗氣的故事之中，令人失望。現在，作家已經有意識地將自己的目光，由“已看到了生活的光明和希望，但也分明帶著曆史的憂傷”的農民，轉向了“掌握了自己命運”的新人物身上，並驅迫自己努力去感受它、認識它、理解它，可以預期，作家在“孕育的痛苦”之中，必將誕生較為成熟較為典型的農村改革者的藝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