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雲與桂萍、趙旭、馬斌(《五花草地》)
北京和北大荒都姓北,但北大荒姑娘桂雲,卻願意離開土生土長的土地,選擇了北京——她向往北京現代大都市的文明。她的妹妹桂萍也心之向往,但性格的軟弱,終於沒有跨出這一步。我寫這對姐妹歸宿的對比,是要肯定現代文明追求者的進步意識。但整個作品立意的基點不全在這裏。因之,我進一步寫了表象追求的悲劇結局。桂雲倚重的北京知青丈夫趙旭,在待業、房子等接蹱而至的打擊麵前,失去了原來還閃射過光彩的“自我”。他拋棄了桂雲。桂雲在現代文明的大都市,開始領略到人生的艱辛的一麵。她被迫重返生她養她的北大荒,用自己的勞動創造,重建對生活和人生的信心。在北大荒的荒草甸子,尋找象征著吉祥和幸福的五花草地。而曾經遭到她的愛的拒絕的北大荒小夥子馬斌,仍給她以道義和情感的援助。
您認為《五花草地》人物關係容納的意蘊,比起《學院牆內外》、《遠方的雪》,層次要豐富,可供讀者聯想的藝術空間也要廣闊。我想,這可能與作品觸及到現代文明建設這一為全社會矚目的問題有關。現代文明的區域的不平衡無可回避,緊要的是要有打破不平衡狀態的創造意識、開放意識。
《中學時代》不是寫北大荒知青生活的。我試圖探索的,是一個信仰危機的問題。我明顯地寫了兩代人對信仰認識的差異。重大節日的儀仗隊,隻是作為反映這種差異的物化對象。作為母親陳素欣一輩的中學生,把這視為神聖和驕傲,並為此背負過屈辱;而她的兒子關超一輩的中學生,卻輕率地把包括儀仗隊在內的一切神聖的東西,都當作“抽瘋、形式主義”大加撻伐。這也是一種逆反心理。這部作品,現在還隻能說提供了一種生活現象,更深刻的開掘還有待時日。私下一個願望是想在寫作方法和素材積累這兩方麵,為長篇做創作準備。比如寫《中學時代》,就是為了我寫《中學生三部曲》的長篇的一次演習。我還是想采取把兩代中學生交織起來的寫法。
我這樣來認識自己的這四部作品,不知然否?深度和涵量,將作為我的小說創作的一個主要追求。
複興
198×年×月×日
第七封信
××兄:
您給予《一路平安》藝術上如此崇高的評價,令我受之有愧嗬。您說,這部中篇,不是寫作觀念、寫作方法、寫作形式意義上的突破性的成功,而是藝術表現上的成熟所帶來的成功。您認為,這部中篇,有著契訶夫形式的淡泊而雋永的風格。那麼輕淺的生活,卻采擷了那麼多姿多彩的人生,這是作家藝術感覺和藝術概括進入最佳狀態的表現。毫不誇張地說,我寫這部中篇,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自如的感覺。
構思這部作品時,我作過一些考慮。我的小說,在藝術的追求上,希望質樸、自然,希望情節淡化而不淡而無邊;注意讀者的口味,但又力求避免戲劇化。讀者是必須考慮的。因此,我不想隻用一種方法,而想變化多一些方法。一切,隻是實驗。我覺得都很不成熟。雖有這種種變化,但藝術上給人整體的感覺,仍是一種較規範較正經的寫法。寫《一路平安》,我讓自己的心境處在一種自由散漫的狀態,盡量生活化一些。生活的主角是多變的,事件是不連貫而又細碎、膠著的,敘述的角度不是凝固的,支撐生活的內涵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我還特別注意采用細節的重疊、組合和遞變,來構成豐富而充滿情趣的生活畫麵,把一個雜亂的,瞬息萬變的現實世界,呈現給我的讀者。
由於采取自由散漫的寫法,各色人物的形神也易於勾勒。心理描摹和性格點染交替使用。我自己以為寫得較滿意的,是那個自命懂得藝術而又充滿市儈味的“推銷員”角色。賣報小夥子給人的審美印象,由不佳,而漸好,而最佳,我認為也會出乎一些讀者的意料。戲專女大學生、“作家”、賣瓜子的姑娘等其他次要人物,我都讓他們在一種活水流動的生活畫幅上,毫不拘謹地塗抹上思想的油彩。
在這部作品裏,我追求一種生活放散,事件(細節)放散,人物放散,人物個性放散,心理放散的藝術情致。我為自己的收獲高興。
複興
198×年×月×日
第八封信
××兄:
在幅狀的結構上,《我們》與《一路平安》是一致的。但前者尚不具備後者那種純粹的生活流的藝術效果,而明顯可以察覺出作家的主觀認識立於其中。——您這個看法,我是同意的。
《我們》中的一群人,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空間環境——倉庫小院,並沒因此給他們心理上蒙上沉重、灰靄的壓抑色彩。人物之間的糾葛、碰撞,由環境推動,結構的意識目標,是顯而易見的。《一路平安》,由於整個生活畫麵呈自然狀態,結構的意識目標,就不那麼明朗。
您曾為我的報告文學創作,寫過《讚美大海,別忘了涓流——為肖複興的報告文學一辯》的文章,對我為普通人立傳,予以讚賞。在中篇創作中,為普通人的命運所關注,仍然是我創作的重要題旨。我的“兩棲”創作——寫報告文學,寫小說,我覺得這兩者之間似乎可以互相滲透,互相補充,互相推動的。“兩棲”的靈魂,是普通人類的喜怒哀樂。我想您一定注意到了這一點。
寫這類題旨的作品,我掌握了一個尺度:不一般地渲染人民的苦難,但不回避不幸和悲劇;歌讚人民的互助精神,歌讚心靈高尚的人。
我的結論是:
生活,是不容易的!每一個人都不容易。
正因為“不容易”,我才必須掌握人物的精神基調。
《我們》中人物的生活環境,在中國有相當的代表性,它的代表性,不僅在於空間的局限,而且這裏是一塊知識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與半知識半體力勞動者的“交叉地帶”。他們盡管文化背景、教育、經曆有很大的不同,但麵對共存的空間環境,最起碼的生存需求,常常使他們心的相通被阻隔。然而,一旦真的禍殃降臨於小院中的任何一位成員,他們又自然聚結一起,用仁義和友情,來抵禦突發的不幸。工農兵大學生孫姨的孩子猝然發病;小王師傅失戀;文化大革命前畢業的大學生陳玉仙與丈夫的不和;門衛老趙頭因反對不正之風而遭報複……小院的人們都伸出了援助的手。在這群人中,我還寫了一個核心人物,也可以看作是小院的精神領袖——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學肄業生大王師傅他自身負荷重重:輔導兒子考大學;養育農村的妻兒;與陳玉仙如蠶絲不斷的感情糾葛……他也渴望一種更健全、更自由的精神生活,但當其中的某些獲得可能與小院的人們發生衝突時,他毅然作出重返農村大地的抉擇。他將自己奉獻出去,也就得到了解脫,獲得了同樣高尚的精神饋贈。我要告訴我的讀者:人不能隻為自己活著,還有他人,社會,整個民族。正是千千萬萬在艱難中輾轉的普通人類,肩負起我們民族的興亡。
《井架上的星》的石油局醫院大夫田嵐,隻因一次偶然事故的發生,奠定了她一生矢誌不移的奉獻精神。她把醫生的崗位、職責、義務、良心看得高於自己,高於愛。我所要推崇的,也是這種普通人類的社會公德感。她的女兒小青繼承母親的事業,我是願意我們新一代青年,人格和道義精神日趨高尚。
我願我的讀者也喜歡我的這些小說。
雖然,近幾年來,一邊創作小說,一邊我也在學習創作報告文學,但最終也許我是要寫小說的。它馳騁的天地更廣闊,更令人心向往之。
複興
198×年×月×日[3]文學評論·瀟湘一奇瀟湘一奇
耕耘:一塊奇異的領地
聶鑫森首先是一個詩人。
但你能想象,他的詩,是在一個小小的木材加工廠孕育和創造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