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嶺南遠離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近代史上，廣東不僅是政治的一個重要策源地，也是民主與科學思想文化的重要基地。到了當代中國，更成了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經濟改革的綜合試驗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彙點。從洪秀全始，中經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一個多世紀以來，構成由南向北的綜合輻射力。同時，也形成了廣東大的人文環境與人文景觀的基本特點：政治昌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文化寬鬆。
南方文化就其本質而言，是開放式的。既對整個世界開放，也對中國內陸開放。不太追蹤和迎合非正常非曆史契合性的虛擬的“潮流”、“思潮”，勇於和善於求真求實求新。一方麵，它既保留了民族文化血緣、親情的曆史聯係與淵源，具備民族文化吸納、同化與揚棄的能力；另一方麵，更具有個性的差異，形成了自身獨立的文化精神品格與文化人格力量。地域性與超越性，時空性與超前性，個性與時代趨向性相結合是其基本特征。
廣東處於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主體意識、個體意識必然相對活躍、強烈，主體意識、個體意識中的競爭性、探索性、創造性也必然耀眼奪目，加之沒有奉行不切實際不合時代潮流趨向的“左”的嚴厲的文藝政策，由此形成一種“各自為主”的創作與理論批評的自由狀態與自由心境。但又不因此去扼殺客體意識、群體意識，反之，主體意識、個體意識非但不去損害反而要與大眾、人類的共同利益吻合，由個體而群體、由群體而社會，提高全民族的綜合素質和現代文化文明。從而，也構成了南方文化開放性與兼容性並舉的特點。
南方文化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被忽略及其歧見，
恰好證明這種文化生存形態的現實存在在已見到的關於文學史的教科書、著作中，對廣東文化尤其是廣東文學的評價，總體來說是偏低的，論者和著述者在價值判斷、取舍上，確實忽略甚至忘卻了文化、文學在地域地理上的差別，在文化精神的實體、主體、風貌上的差別，在文化傳統和現代意識上的差別，加上北方批評家未能從整體上以及從當代中國文化、中國文學這個參照係上來認識、把握、估價廣東文學，也不可避免產生偏誤，造成這種評價不十分準確、不十分客觀的一種現狀。
這裏，僅以當代廣東文學幾個巨頭的重大作品的命運為例來加以說明。
歐陽山長篇巨著《當代風流》的第一卷《三家巷》，周揚同誌在全國第三次文代會上的報告將其列為建國後優秀長篇小說之一。但當時的批評界對《三家巷》采取的態度不甚熱情。及至後來政治上的極左思潮興起，《三家巷》首當其衝，延續了長達七年之久的撻伐，定性為“典型的資產階級反動作品”、“黑作品”。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三家巷》政治上恢複了名譽，文學上也給予了肯定，但是，《三家巷》的文學成就與文學批評界給予它的估價和地位仍然是不相稱的。這不能不看成是對最充分體現了南方文學精神品格的一部代表作所抱有的偏見與狹隘情緒。
同樣是反映同時代革命曆史鬥爭的長篇小說《紅旗譜》，則被文學界推到了至高至上的地位。《紅旗譜》無疑是當代中國一部傑出的、優秀的大型作品，但從兩部都具有相當高文學成就的作品的迥然不同的命運，可以看出南方文學在某些批評家眼中被忽略、被冷漠的現象。
秦牧與劉白羽、魏巍、楊朔，並稱為建國後十七年中的散文四大家。劉白羽、魏巍、楊朔的散文，更貼近時代和現實生活，對新時代、新生活及其創造者們，懷有強烈的歌讚激情，同時也形成了各自鮮明的藝術風格、個性。但由於曆史的局限和作家自我生活觀念與價值評判的限製，尤其是楊朔的散文也有對生活認識的唯心論與非理性的缺陷。而秦牧的散文，由於海闊天空式的想象，珍珠式的曆史知識的串連，其間或許單純卻並不博大的哲理式的思索，以及對曆史所持的一種較為冷靜的觀察，加上彙融了極其濃鬱的南方風情，所以能站立在浩大的中國當代散文園地，獨立卓然成為一大家。但十七年中的文學批評，存在著一種“抑南（秦牧）揚北（楊朔）”的不正常現象，褒貶差異很大。認為秦牧的散文廣博而不精深，充滿地域地理風情色彩而欠缺豐厚的時代內涵，這樣，就不是從作品的精神主體和作家的個性風貌上作一種客觀的、平等的價值判斷。在極左思潮泛濫時，《花城》的命運與《三家巷》一樣，也被判定為“典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作品”。
陳殘雲與同為南方作家的周立波（主要是短篇小說），在南方風格風情描寫上，在明快、輕盈的基調的把握上有共同點。周立波享有崇高的文學地位，而陳殘雲（包括他最重要的代表作長篇小說《香飄四季》），則未能得到更公正的評價。
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與價值的評判、取舍，在不違背大的原則、方向的前提下，不能隻有一種樣式的文學批評及文學審美的同一標準、尺度。作家作品的風格、個性，尤其是地域地理因政治、經濟的變革帶來文化形態、文化品格、文化精神、文化觀念和文化意識的變化，及由此引起作家創作風格、個性新的差異，尤應進入批評家的批評視野。
新時期以來，廣東文學在創作的走向上，它的初始階段，順應了當時整個中國的文學思潮，在“傷痕文學”尤其是知青文學方麵，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一些優秀之作，當之無愧地可進入當代知青文學的重要作品之列。
然而，廣東文學創作界和理論批評界開始更清醒地意識到自身的價值，恰恰是在於那些體現了現代南方文化形態、文化品格、文化精神、文化觀念、文化意識的作品。而這至關重要的－個轉折點，並沒有引起當代整個中國文學批評界的特別重視，在廣東不少批評家中，也未能給予足夠的關注。
“劉西鴻現象”與“《商界》現象”，足以佐證。
盡管有極個別北方作家、批評家推崇劉西鴻的小說，但仍然沒有充分意識到劉西鴻的創作及由此引起的“劉西鴻現象”在於它體現了一種具有新型的現代南方生活觀念和文化精神。劉西鴻筆下的人物，隻有在南方改革開放前沿地帶，才可能孕育和具備那種精神氣質與智慧風貌，灑脫，獨立不羈，個性突出，強調了自我價值選擇的自由度，以及審視把握自己命運的獨立性，作家創作心態的放鬆，思維的創新，小說人物、心理、語言的現代人韻味，語言句式規範的破除，顯得隨意散漫，都給廣東文壇帶來一股清新氣息。
關於“劉西鴻現象”的價值，不在於分清她的創作成就究竟有多大，缺陷有多少，而在於她真正體現了一種新的創作走向，在於她提供了創作心態上的一種自由度。
關於錢石昌、歐偉雄的長篇小說《商界》，北方批評家寫了一點文章，但評價不高，持所謂“冷觀”態度。這種批評，因為離開了《商界》所賴以誕生的特定的現實社會環境，以及它所體現的一種文學價值取向，這種批評就是一般性而非超越性的。
《商界》是當代中國文學第一部正麵反映商品經濟現實命運的重要作品。小說中的人物及其關係的調整、重組，反映了現代社會商品經濟變動的複雜性、趨前性，人物在這種變動中建立起了現代生活觀念、現代人格、現代人倫人性，從而，將純粹地域地理意義上的南方文學引入現代南方經濟意識及其所引起的觀念變動的深入層次。誰也沒有認為這部作品已達到很高的藝術成就，更非完美無缺。而某些北方（也包括南方）批評家的不幸卻在於將作品中最富開拓創造意味的那種寶貴素質忽略了。
在報告文學的寫作上，廣東作家也體現出一定的獨立意識。
新時期報告文學開創時期，是對名人的一種“崇拜”，廣東這方麵沒有在全國影響太大的作品。當走向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生態環境關注時，廣東的報告文學作家既獨立於題材上的“明星意識”之外，又不在生存生態環境題材上趨同，而將目光投注自己腳下正在開墾、開發、開放的現實大地，熱情謳歌新型的人物及其業績。在寫作方法上，尋找一種集團軍式的、係列式的、大麵積式的對一個地區、一個行業的改革開放現狀及其發展趨勢作總體把握。
題材取向、審美取向上的大一統思想，在南方受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