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斷言，“嶺南文學評論叢書”的出版，對於幫助國內外進一步了解“廣派”批評體係，認識其獨特的價值，必將起著橋梁的作用。那種對廣東文學批評取簡單貶斥態度的言論，是幼稚的，也是粗暴的。
每一種理論，每一種批評，當它有了自己代表性的人物，而這種代表性又是以其主張及覆蓋麵為衡量標準的，那就是實體而非虛假的存在。
建國四十年，廣東出了三代文學批評家。
第一代批評家，以蕭殷先生為代表。先生的成就足以表明，他不隻是地域性批評家，而且是全國性的有重要地位的批評家。先生創造了一種以文學青年為主要對象，實證、經驗與理論巧妙融合的應用批評風格與批評方法，在國內也首屈一指。他當之無愧獲得了文學青年導師的桂冠。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樓棲先生。他是學者型的批評家。在現代詩歌的研究領域，頗有造詣。
以作家為主體身份的黃秋耘、秦牧、杜埃、岑桑在文學批評方麵都有建樹。黃秋耘以女性文學命運為主要關注對象，情動於中，使他贏得了友誼與尊敬。秦牧的散文主張，是任何散文家和散文批評家都不能忽略的。杜埃長期同時以一個文藝組織者、領導者身份，扶植文學，深得人心。岑桑的批評屬藝術型批評，側重於藝術分析，在“廣派”批評家中還不多見。
建國十七年中，廣東批評家展開的兩場大型討論：關於長篇小說《金沙洲》的討論與批評，關於長篇小說《三家巷》、《苦鬥》的討論與批評，將載入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蕭殷先生的親自訓導下，廣東第二代文學批評家誕生了。而他們的才華，則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的這十年才得以盡情發揮，並日臻成熟。
代表人物有：饒芃子、黃樹森、黃偉宗。
饒芃子天賦極高，古典文學、外國文學的功底與理論修養深厚。她用雙重眼光──傳統文學的規範與現代審美價值取向構築自己的批評世界。理性的頓悟力量、邏輯的美學力量與文情的脫俗力量渾然一體。
黃樹森知識麵寬廣，又十分機敏，曆史意識與現代意識，同樣深沉、強烈。深奧的理論與飄逸的思維，借助雜文化、隨感式的語言中介，一掃枯燥乏味，文風淩厲潑辣。
黃偉宗以作家作品為評判的客體，在思潮追蹤、宏觀把握與理性概括中，尋找文學自身多向多元的價值，顯示出某種容納量。黃偉宗是第二代批評家中論著最豐的一個。
早於或與饒芃子、黃樹森、黃偉宗同時齊名的第二代批評家還有：易準、張綽、易征、黃培亮、蔡運桂、陸一帆等。
七十年代末期，我和李鍾聲是踏著思想解放運動的大潮走向文學批評論壇的。被稱之為在年齡、時間、空間、批評實績方麵銜接了第二、第三代批評家的特殊的一代批評家。
廣東批評界第三代年輕的新軍，主要人物有：郭小東、張奧列、殷國民、陳誌紅、鍾曉毅等。
那麼，“廣派”批評的基本特征是什麼？
堅守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與崇尚西方現代文化文明。絕對排斥傳統與絕對禮拜西方文化，或絕對肯定傳統與絕對否定西方文化，是當代文學、當代文學批評，乃至當代文化、當代心理的兩種病態現象。“廣派”批評更注重在借鑒與吸收外來先進文化的同時，與本民族最優秀的傳統文化精英融會貫通，褒揚由此而創造的新型文化與作家自己鑄成的獨特的個性、風格。既區別“京派”批評的穩健，又區別“海派”批評的狂放。在傳統文化根基並不深層，商品經濟又較之內地更為發達、更為超前的穩定條件下，“廣派”批評反而顯出了自己的灑脫與獨立不羈。
奉行獨立的文化品格與人格意識。“廣派”批評不僅不同於“京派”批評、黃土文化，也不同於“海派”批評，“海派”文化，以及南起海南島，東至遼東半島的沿海大文化。“嶺南文化”，是它的靈魂。始終保持著對內陸及其他形態文化的差異性與獨立性。“廣派”批評家，除了在新時期的最初幾年，順應整個國家、民族的趨向，自醒地追索過當代文學的思潮之外，此後，它的獨立的文化品格與人格意識日益突出出來。“廣派”批評家率先提出了“反映廣東現代文明”、建立“嶺南文派”（即“嶺南文化”源流的探尋及建構）、增強“都市文化意識”、正視“商品與文化”的關係等論題，在“社會主義悲劇”、“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創作方法”以及特區文學、台港文學、華文文學、文藝心理學、比較文學等學科的專題研究，也奪了先聲。
弘揚批評的個性與批評的科學性。“廣派”批評家的多數從研究的領域，到批評依據的哲學選擇、審美選擇、人生選擇，及至批評的文風，都在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但同時又十分重視批評的科學性。客觀性、公允性、準確性為其要旨，反對主觀性、搖擺性、隨意性。
“廣派”批評還欠缺什麼？
欠缺權威性。這個權威性，既是對作家作品而言，又是對整個國內批評界而言。“廣派”批評應有自己的領袖人物、領銜人物，有自己的批評權威，有自己的權威理論與權威主張。
欠缺理論性。廣東迄今沒有職業（專業）批評家，多是報刊編輯或大學教師構成的業餘批評隊伍。不是重複已有的或拿來炒賣的理論，而是將廣東這塊特有的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文學，上升為理性、理論，這需要自己的理論家。
欠缺凝聚力。“廣派”批評家基本上處於一種遊擊狀態，各自為戰，較少溝通，較少在推心置腹或劇烈碰撞的氛圍中刺激批評的生產力，群體意識薄弱。惟有集合在“廣派”批評這麵旗幟下，加上有力的組織形式，才會有更大的作為。
1983年、1984年，我先後撰寫了三篇談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走出五嶺山脈”的文章。當時引起了廣東文壇不小的波動。此後，我一度將自己最主要的精力集中於全國作家作品的評論上。而今，廣東文學界對我昔日提出的“走出五嶺山脈”的論題，給予了充分的理解與支持。
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兩年中我又重新轉向重點關注廣東文學創作的批評。從中也可以看到一個在文藝思潮演進中思辨者的真實形象。
１９８９年３月７日於廣州廣東省教育活動中心“桃李閣”[3]文學評論·期盼廣東文學評論再次漲潮期盼廣東文學評論再次漲潮
廣東文學評論在全國前列
問：你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開始活躍在文學評論界，經過這麼多年，現在你對廣東文學評論在全國文學批評中的位置有何評價?
答：現在對廣東文學評論的地位估計有三種看法：一是認為處於全國文學評論的下遊位置，一種是中上，這可能是多數人的一種看法。而我會給它稍微高一點的評價，應該說是處在全國文學評論前列的一個位置。關於一個地方文學批評的地位我覺得應該看兩點，第一是有沒有領袖人物，或者是有沒有代表人物。再一個就是它應該要形成一個群體，或者一個團隊。如果隻有領袖人物領軍人物，沒有可以形成話語權的群體，那就很難說它是一個文學批評先進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