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左聯時期，歐陽山與魯迅的關係密切。從1927年至1936年，魯迅先後給他寫過二十幾封信，直至病重期間仍寄書兩封。魯迅對歐陽山的創作，有直接影響。
三、在延安時，歐陽山發表《活在新社會裏》人物特寫，毛澤東同誌親筆寫信為他“新寫作作風慶祝”。延安整風運動和毛澤東同誌的教誨，對歐陽山的創作道路有著巨大影響。
四、歐陽山的作品一直有爭議。尤其是《三家巷》、《苦鬥》發表和出版後，從1959年至1965年，在全國十幾種報刊上，持續了長達七年之久的廣泛爭論，這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是罕見的文學現象。
五、文化大革命中，歐陽山及其作品，是江青及其禦用寫作班子“上海批判寫作組”，利用《紅旗》雜誌，點名批判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作家之一。
這兩種尖銳對立的事實，就是筆者在做案頭工作時獲得的最初印象。為之驚詫，更引起了許多思考。首先，我們感到，我們的評論界、大學文科、學術界，對五四以來的幾代作家，仍缺乏全麵的、綜合的考察和研究。既不注意從縱橫結合，從曆史和現實的聯係中進行研究。更欠缺比較研究。新出版的幾種現代文學史教科書，有的不僅編寫體例完全照抄過去的版本，少創見，甚至不及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水平。其次，我們對現代作家和作品某些方麵的研究，如沈從文、蕭軍、蕭紅等，還落後於香港和海外。再次，在現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問題上，一直存在“左”的影響。尤其是對他們的早期創作，或後來發生的某些變化，往往不是采取曆史的、具體分析的態度，而是極易將複雜的文學現象和創作實踐簡單地加以肢解。像巴金這樣一代文豪，亦不曾幸免。還可以列舉，如鬱達夫、徐誌摩、戴望舒等。
願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不斷有新的開拓，這就是筆者寫作這篇文章時的心情。
二不能抹去的一段曆史
歐陽山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有什麼地位？這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過去的教科書和文章一般不論及作家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創作，這裏有認識上的原因，也反映了我們的研究水平問題。其中一點，就是對作家這個時期的創作思想及其帶給創作的影響，缺乏具體的、細致的、深入的分析和論證。
近些年有文章認為：歐陽山的創作階段劃為初期（二三十年代）、中期（四十年代）、後期（解放後）。筆者的意見是：歐陽山的創作可劃為四個階段：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初期；三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初期；四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後期；解放後。後兩段，劃分比較明確，各方麵的意見容易一致。前兩段的情況就要複雜得多，歧義也很大。
對歐陽山二三十年代的創作持不可分論者，主要認為：作家這一時期總的思想傾向，沒有超出小資產階級範疇，因而反映到創作實踐中來，一方麵在思想內容上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在藝術形式和語言上是嚴重的歐化。
實際情況如何呢？
先看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初期的情況。歐陽山是在大革命初期結束貧窮的流浪生活開始文學創作活動的。促成他這樣做，主要有三個因素：童年的坎坷經曆；大革命的環境；五四新文學和歐洲文學的影響。他不像五四時期崛起於文壇的一代作家那樣，大都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有的是書香世家，有的還出國留過學，能較快地接受新思想新思潮，並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歐陽山的童年是黯淡的。他幾乎被當作社會的棄兒，在最底層的各種人們中間掙紮著長大的。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在思想和文化方麵所受的影響更是紛陳駁雜。當他開始用有限的識字水平，嚼啃著各種文學書籍，這其中既有五四精神優秀代表作家的作品，也有反五四精神的文學作品。人家介紹給他讀的第一本刊物就是《禮拜六》。這是當時鴛鴦蝴蝶派最風行的一本刊物。歐洲文學作品中追求個性解放、個人反抗、個人奮鬥的藝術形象，對他也頗有吸引力。後來，他一度被卷進大革命的浪潮，但對文學的興趣畢竟大大強過於政治，便自己組織“廣州文學會”，主編《廣州文學》周刊，後又擴展為“南中國文學會”，出版《廣州文藝》周刊。在這個期間裏，作家還與魯迅、郭沫若等人偶有接觸，他們的為人立事，文學見解，對歐陽山產生過有益的影響。但它是微弱的。縱觀這個時期，作家還未形成一種固定的思想，更沒有建立起某種明確的信仰，他的世界觀、人生觀、社會觀和藝術觀，還是一種多元素的複合體。這樣，表現於作家筆下的東西就呈現出紛紜複雜的局麵。作家尚不善於過濾和提煉，更多的是描摹生活，客觀地記錄對生活的直觀印象。他既看到社會的齷齪與罪惡，又發現生活底層人們中間存在的高尚和良善；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憤懣、抗爭、幻想，也寫他們的抑鬱、哀怨、失望，乃至歇斯底裏的灰暗情緒；寫兩性之愛的純潔，又常常不免落入性生活的自然主義描摹；寫勞動人民的淒苦、坎坷和不幸，又把出路置於人性反抗和自我解放的旗幟下。這些作品，既是生活原型原態原貌的複製，又是生活變形變態變貌的折射；既給人以情趣和鑒賞上的審美作用，又往往帶來精神上的某種灰暗的色調。作家1924年發表的處女作《那一夜》，就是這個時期這種思想和情緒的代表作之一。作家是怎樣寫出他的第一部作品的？因為生活中“不可理解的矛盾”給予他的“靈魂以極大的抑製”，使他的“思想沒有正常發展的可能”，把他和他“周圍的一切攪成極度的狂妄混亂；結果，帶著憂鬱的、懷疑的濃厚色彩，接受了稍稍能汲取虛偽的、慰安的、有毒素的玄秘性的東西”，而寫出了這篇“極其幼稚的小說”；這是“拿自己的幼稚可笑的悲觀底分泌物，把整個世界塗成一種空虛的醜相”。此後，作家於1927年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殘了》，也是這一時期作家思想情緒的代表作之一。大革命失敗後，作家成為職業小說家，僅兩三年的時間，就先後出版了《桃君的情人》、《蓮蓉月》、《你去吧》，《愛之奔流》、《密斯紅》等長篇，以及短篇集《仙宮》、《流浪人的筆跡》、《再會吧，黑貓》、《光明》、《鍾手》、《人生底路及其他》。這些集子中的多數篇章，都是作家這一時期多元素複合思想的投影。
很明顯，如果拿歐陽山這一時期的創作與五四及至與歐陽山同時期出現的優秀作家相比，無論在思想的深度、色調、情趣，藝術表現的民族傳統感，以及藝術功力上，都暴露了作家極大的弱點和局限性。據此，對歐陽山這一時期的創作雖不宜評價過高，但也不能一筆抹煞，它在我國現代文學史的早期篇章中，對認識當時的社會，是起了多棱鏡的作用的。
歐陽山走完這一段創作曆程，才二十歲剛出頭。他沒有止步，更沒有倒退，而是跟隨呼嘯前進的時代，進行著更執著更有價值的追求。因之，當作家步入第二個創作時期，即三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初期時，情況就大大改觀了。主張歐陽山二三十年代的創作不可分論者，卻認為作家三十年代初期直至到延安前這一個長時期，創作思想和創作風格與二十年代都無甚差異。其實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