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0日於廣州南方日報社六號樓[3]文學評論·性格的閃光性格的閃光
接觸陳國凱的小說，是從1962年《羊城晚報》發表他的《部長下棋》開始的。當時，這篇小說獲得《花地》一等獎，受到讀者和評論界的注目和讚揚。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目睹了他寫的《大學歸來》所遭受的厄運。打倒“四人幫”後，他的《開門紅》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在《作品》月刊上連續幾期展開討論。接著他發表的《我應該怎麼辦？》，滿城爭閱，不脛而走。《作品》也發表了爭鳴文章。
陳國凱的一些作品，為什麼會在社會上引起較強烈的反響？最近，重讀了他結集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羊城一夜》，感到這是一個值得研究和探討的問題。
一
不少工人作者都有一個共同的苦惱：工廠生活單調枯燥，每天上班下班，幹活吃飯，耳聞機器聲，眼看機床轉，工作隔行如隔山。一個業餘作者長期蹲在一個崗位上，看來看去都是那麼幾張臉孔幾個人，工廠生活怎樣去寫？讀陳國凱的小說，卻沒有這樣的感覺。他不僅把工人生活寫得那麼豐富多樣，而且那麼生動真切，充滿情趣。他的作品裏有許多各具風采、性格鮮明的工人的形象。讀著他的小說，一點兒也沒有單調的感覺。
一個作者，不論接觸什麼生活，也不論反映哪種題材，如果不會透過紛紜複雜的社會生活現象，去觀察人，並且在進入創作過程中，著眼於人，寫人的性格，那麼，他的筆當然就會變得笨拙，甚至無從下手。即使勉強拚湊出東西來，其人物也必然是沒有神經感應，沒有體溫，沒有血肉，沒有脈搏跳動的軀殼，隻是一具活動著的木偶，而不是真實可信的人物。隻有深刻地體察人，而且這種生活積累不斷深厚，一旦拿起筆來，各具鮮明個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就會跳出你的腦海，走到你的眼前。陳國凱的小說在寫人，寫人物的性格上，作了艱苦的探索，並日趨成熟。
他的第一個有影響的小說《部長下棋》就初露出這方麵的才華和特色。在這篇小說中，作者為我們塑造了一位工廠宣傳部長餘奕行——黨的基層領導幹部的生動形象。他性格熱情爽朗，平易近人，沒有那種官場上拿腔拿調擺架子的壞習氣，“整天跟工人混在一起”，善於從生活的細微末節裏隱藏的矛盾中發現事關生產的重大問題。並通過艱苦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找出問題的症結，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麵轉化。作者為我們塑造的這個善於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宣傳部長形象，今天看來仍然是那樣的可信可親，富有生命力，有著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對於那些在林彪、“四人幫”思想影響下，不關心群眾痛癢疾苦，不過問生產問題，高高在上，隻會講大話、空話、假話的所謂“政治工作幹部”，宣傳部長餘奕行的形象，確實是一麵很好的鏡子。
塑造宣傳部長這樣的形象，由於他所處的環境、身份和地位，往往容易將他寫成令人生畏的說教者。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沒有把他當作說教者去崇拜，去描寫，而是始終抓住部長嗜好與工人一起下棋這個特定的行動，來刻畫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現他與工人群眾的血肉關係，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本領。餘奕行工作服口袋裏的一副象棋，成了他聯係工人的紐帶。作品中的“我”與部長在路上偶遇，就發現他工作服的口袋特別大，裏麵裝了副象棋，知道他準是個“象棋迷”。後來，他第一次正式去見部長，部長正在同工人劉師傅“重炮”入“宮中”，殺得難分難解，你看他，棋“下得十分入迷，兩道濃眉吊在一起，敞著胸，腿盤架在一條條凳上。”正當“我”大惑不解的時候，部長居然還勸他也“培養起興趣”，訂師徒合同，到工人中去下棋。萬萬沒有想到，部長正是在這場與劉師傅的對弈中，從劉師傅偶然流露出的一句話裏，發現了藏在這位老工人心中的疙瘩和苦悶。部長親自上門，終於解開了這個“悶葫蘆”：原來劉師傅的一項合理化過議，被有官僚主義作風的車間主任擱置了。到這裏，部長下棋的“奧秘”便被揭開，這個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也就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可以說，在塑造黨的基層領導工作者形象方麵。《部長下棋》是有新的創造的。
繼《部長下棋》之後，陳國凱又寫出了《總工程師》、《麗霞和她的丈夫》、《女婿》、《家庭喜劇》、《眼鏡》、《開門紅》、《龍伯》、《在廠區馬路上》、《我應該怎麼辦？》等較有影響的作品，創造了許多有著鮮明性格特征、各具風采的人物形象。讀了這些短篇小說，我們如同走進一座色彩鮮明的畫廊，一幅幅工業戰線上的人物肖像畫，呈現在眼前。
陳國凱筆下的老工人形象，有詼諧幽默，嫉惡如仇，常常在嬉笑嗔罵中給幫派人物以嘲諷和鞭跡的企庫管理員張老三；有嚴於律己，嚴於待人，眼中嵌不得半點對生產不負責任的塵沙的老焊工尤伯；有風趣樂觀，在家庭生活中唯老伴之命是從，但事關生產的問題卻毫不含糊的起重隊隊長餘樂天；有純樸善良，慘遭“四人幫”迫害，在關鍵時刻居然忘了自己“現行反革命”身份，挺身而出排除生產事故的老勞模黃夥金；有感情細膩，見微知著，從一張借書卡上發現技術員思想苦惱的工人老大姐雪梅等等。作者是把這些人物作為生活的主人公來熱情歌頌，精心刻畫，賦予濃墨重彩的。即使那些在作品中不是主要人物的老工人形象，雖然隻是寥寥幾筆的勾勒，也栩栩如生。《開門紅》中的馬小明的父親，作者隻是簡潔地寫了他對兒子去迎接“開門紅”前的一段“訓示”以及在此前後兩次大聲讀報，“仿佛整車街就是他一個人有學問似的”情景，這位關心國家大事的嚴父的形象很快就站了出來。馬小明的母親也著墨不多，隻寫了她在兒子升任副班長後，兒子不準她叫“蝦仔”小名時生氣的神情。在她眼裏，兒子長到五十歲還是個孩子，“你就是當了廠長、省長，也是‘蝦仔’”。讀到這裏，馬小明母親帶點“辣”味的性格就表現得比較充分。
陳國凱還擅長刻畫青年工人的形象。無論是先進的、中間的、落後的，以至反麵的青工，一到他的筆端，也都強烈展露自己的性格特征。《女婿》中的張小龍和《開門紅》中的阿芳，年齡相仿，都經曆過文化大革命，前者深沉冷靜，勤於思考，對“四人幫”煽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敢於抵製；後者貌似高傲，喜愛打扮，但卻勤奮好學，富有革命進取心，一個心眼撲在工作上。《麗霞和她的丈夫》中的楊小保，是個遇事慣於用“頭顱擔保”的人物，連談戀愛表白心跡也是用“頭顱擔保”不變心，他工作有衝勁，卻不愛動腦子，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責任》中的李小剛聰明伶俐，“有氣有力，又有文墨”，遇事一點就通，但喜歡在人前露兩手，關鍵時刻隻顧局部利益，而將全局利益丟到腦後。《在廠區馬路上》中刻畫了一個巧於投機鑽營的風派人物馬小剛：他“有一條祖傳的靈巧舌頭”，善於揣摸別人的意圖。文化大革命前，他待人百般殷勤，百依百順；文化大革命的浪濤一來，他落井下石，誣陷親自培養自己的師傅，以此作為向上爬的“墊腳階磚”。除此之外，陳國凱還為我們描繪了戰鬥在工廠裏的工程技術人員、領導幹部（從班組、車間、科室到廠級的、行政的和技術的）、勤雜人員等眾多的人物形象。
陳國凱小說中的一些人物，之所以讀後呼之欲出，曆久難忘，關鍵在於作者生活基礎較厚，能堅持從生活出發，堅持用形象說話。陳國凱是一個普通工人，在工廠整整生活了二十年。他先後當過化學分析工、車間電工、倉庫搬運工、清潔工、炊事員，還搞過工會、宣傳工作。他塑造的人物，大都有他的朋友、親人，他尊敬的長輩或者他自己的影子。作者在談到這方麵的創作體會時，曾說過：“要寫出具有鮮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僅僅是熟悉生活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對人物進行細致深入而不是簡單粗淺的觀察和分析。縱使再高明的作者，也不會有一把能輕易打開人們心靈的萬能鑰匙，而隻能像艱苦的淘金者那樣去發現閃光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