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楊幹華的小說缺乏應有的思想深度，還在於一些作品所體現的時代感不強。所謂時代感，並不是抽象的東西。文學是反映一定階段的社會現實生活的。而一定階段的社會現實生活中所包含的矛盾，必定帶有其所處的時代、社會現實的特點。當然，這種矛盾衝突會有其上一階段的曆史繼承性，但它畢竟不是上一階段的矛盾衝突的重複。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寫的小說，基本上都是反映公社化後農村生活鬥爭的。從具體的藝術形象上，我們可以看到公社化後的農民，他們日益增長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觀念，同時還可以看到農民中一部分暫時處於中間和落後狀態的人們，他們的思想意識與周圍環境發生了衝突，其中大多數人經過思想上的教育和幫助，已經或正在轉變。但作品所反映的這些矛盾鬥爭，具體的曆史特點卻並不那麼鮮明。比如說，公社化後與公社化前，與土改、互助組、合作化時的農民，隨著我國農村生產資料所有製的不斷變革，生產方式和經營管理方式的不斷改造，生產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大，他們在思想意識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起了一些什麼變化，他們表達思想、感情的方式和活動的方式，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有什麼新的特點等等，而這些恰恰在小說中表現得比較弱。
打倒“四人幫”後，作者陸續發表了一些新作，在處理和解決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的關係問題上，有了重要的突破，創造出了真正稱得上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藝術形象。讀了這些作品，不僅看到作者保持著原來的藝術風格，為他所傾注於人物中的強烈愛憎所深深感動，而且欣喜地看到，作者開始著眼於社會問題，注意從更廣闊的社會背景去藝術地概括生活，使作品中透發著一股強烈的時代氣息，這表明了作者思想和藝術上的進一步成熟。
這裏要著重提一提《驚蟄雷》。目前的文學園地，在已發表的反映揭批林彪、“四人幫”對農村工作幹擾和破壞的作品，為數甚少，而寫得成功有影響的作品，則更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楊幹華的這個短篇，確實起了良好開端的作用。它的重要成就在於，塑造了錢金貴這樣一個被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所戕害的農村基層幹部中的畸形兒形象。
林彪、“四人幫”極端瘋狂的破壞性，不僅表現在把我國的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還表現在踐踏和損害了人們的靈魂。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醫治這種“內傷”，要比挽回物質上的損失更困難得多，花的力氣也要大得多。作者勇於麵對這個事實，有感於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流毒和影響的深重，繼劉心武發出“救救孩子！”的呼喚之後，又發出了“我們的一些大同誌、老同誌，何嚐不需救救！”的撼人心魄的呼喊。確實，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汙染，並不隻限於青少年，一些老幹部、老同誌又何嚐不是如此。而後者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的危害更大。作者的這個認識，是符合客觀實際的，說明了作者對社會生活的觀察力已進一步提高了。
錢金貴曾被“四人幫”一夥“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在打倒“四人幫”之後，他官複原職，重新工作，竟念起“四人幫”的那本經。他思想僵化，一切從本本出發，以“文件為憑”，不問實際，不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把按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所采取的一係列撥亂反正的措施，都說成是“砍旗”：高考招生“取消推薦選拔相結合”，他認為是“複舊”；重新上演優秀傳統戲，他說舞台上“盡是妖魔鬼怪”，“又是帝王將相那套”；恢複生產“責任製”，他認為“搞不得”、“非亂不可”。後來，他對此感到“極度的恐懼”，怕“再摔跤子”，便決定退休隱居。不久，當他知道原來所在的蹲點隊“資本主義”、“全麵複辟”時，便迫不及待地要興師問罪，“狠狠地把歪風邪氣壓下去”。錢金貴這個藝術形象十分真實，形象地寫出了其極左思想產生的曆史根源和現實根源。他的這種思想性格，可以說是一定的曆史時代、社會環境和政治鬥爭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在他身上，深刻地概括和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和打倒“四人幫”之後整個社會鬥爭生活的某些最本質的東西。這一類幹部，在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激起的反動逆流麵前，殘酷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沒有使他們變得清醒一些；國家、民族、人民付出的沉重代價，沒有使他們變得警覺起來，而是錯誤地消極地總結文化大革命中的經驗教訓，自覺或不自覺地與林彪、“四人幫”的極左思潮結了緣，“內傷”甚深，遇事總愛“左”三分，以“左”為正，以正為右。必須拯救和醫治這些被極左路線坑害了的靈魂，這就是小說通過這個藝術形象所提出的具有強烈現實意義的主題。尤其是錢金貴的形象，對於今天那些思想僵化的幹部確實是一麵很好的鏡子。應該說，作者對這兩年來的鬥爭生活，有著深刻的體察和理解。錢金貴形象的塑造，概括了我們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反對“兩個凡是”的原則鬥爭，以及思想理論戰線上關於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辯論這樣一些重大的曆史鬥爭背景，並借助於具體的、生動的矛盾加以表現，而不顯得概念化。
現在簡單回顧一下楊幹華所走過的創作道路，是十分有益的。楊幹華在讀初中時，就開始學寫小說，但大都失敗了。小說所寫的對象是農民，那時候，他並不真正熟悉和了解他周圍的農民，甚至還有點瞧不起農民哩！後來，他在部隊的一位朋友送他一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要他好好讀讀。是毛主席關於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創作的“唯一的源泉”的教導，給他打開了一個廣闊的天地，使他毅然決然地在高中畢業後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回鄉後，他埋頭苦幹，天天跟社員出勤，什麼農活都幹，挑秧送糞，中耕除草，春播夏耘，秋收冬種，無一不參加。正是在這種集體生產勞動中，他交了一批農民朋友，開始有了農民的感情、語言。當他把這種對生活的真實感受，融合著自己的真情實感寫進文學作品時，佳篇便接踵而來。這時候，老作家和文藝界的其他一些同誌，也熱情撰文評論他創作上的成敗得失，並再三告訴縣委領導同誌，不要急於把他“拔”出來，希望他在廣闊的田野上更辛勤地耕耘，更快步地前進。文化大革命的這十多年中，楊幹華因被扣上“黑線苗子”等帽子而受到種種非難和不幸，但他始終沒有對我們的社會主義產生過懷疑和動搖，也沒有氣餒和消極，而是更腳踏實地紮根於農村生活的沃土之中，堅定不移地向前看。這一點，對於一個普通農民作者來說，該是多麼不容易嗬！我們由此也可以想見，楊幹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能夠連續寫出一些有較大社會影響的優秀作品，並不是偶然的。
楊幹華的小說，篇短意賅，樸實真切，能夠從中照見南國農村生活的豐采。我們相信，作者隻要繼續沿著現在這條創作道路走下去，下功夫在生活激流中搏擊進取，敢於探索，大膽創新，那麼，可以預計，無比豐富的農村生活，就會成為他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而奔湧於筆端；農村中各種各樣的人物，就會在他的筆下得到更鮮明生動的表現。